前农工商部左侍郎唐文治致外务电：《苏省地丁改征银两，实系加赋》宣统二年四月初三日查苏省丁忙银价，同治初年督臣曾国藩奏准，每两实征制钱二千文。其时市价每一两合一千四百文，尚余六百文为州县办公之费。嗣后市价时有涨落，柜价亦屡经增减，至多每两收至二千四百文。然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前，银价已平，仍折钱二千文。是年以后，每两带征赔款二百文。三十
前农工商部左侍郎唐文治致外务电：《苏省地丁改征银两，实系加赋》
宣统二年四月初三日
查苏省丁忙银价，同治初年督臣曾国藩奏准，每两实征制钱二千文。其时市价每一两合一千四百文，尚余六百文为州县办公之费。嗣后市价时有涨落，柜价亦屡经增减，至多每两收至二千四百文。然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前，银价已平，仍折钱二千文。是年以后，每两带征赔款二百文。
三十三年秋，疆臣以银价日贵，奏准每两暂加二百文，合之赔款，共收二千四百文。
三十四年冬始有征解银另收公费之请。旋经部议：暂加二百之奏尚未经年，遽尔更张，恐失民信，且伤政体，应毋庸议。奉旨：依议。钦此。
现距部驳之日仍未经年，又申前请，良以银价既无可加，不得不变为征银。不知小民并无现银，纳银时，向用铜钱折算，银价钱价地方官已不免上下其手，若买银银纳，则平色、成色更多一层剥削。
原奏谓，则例以银数买定，折钱本属通融，是明知征银之不能实行。又谓不准有抑勒添价诸弊，是又明不免抑勒而以空文防弊也。
查现时市价，每库平足色银一两约换铜元二千零数十文，加以赔款二百、公费六百，是每两应纳铜元二千八百数十文，较之去年下忙每两骤增四百数十文，名为征银，实系加赋。民力竭矣，二于四百文之外，何堪再加？
不特此也，铜元滥铸不已，即银价日涨不已，而我民受加赋之累亦不已。三吴赋币最重，又何堪屡加剥削？目下州县办公竭厥，确系实情，欲筹酌剂之方，俟财政清理后，应如何匀定公费，自有办法。若必损民以益官，岂朝廷子惠黎元之至意？
自铜元充斥，物价益昂，民不聊生，官亦实蒙其害，顾各省为属员计者，未闻违法加征，而江苏屡以征银为请，岂苏民独愚乎？窃恐此端一开，他省必起而效尤，全因人民皆将隐受加赋之累，关系匪细。
目前地方自治正在预备，一切借资于民力者尚多，亟宜稍留余地。况苏省伏莽未靖，后患堪虞，竭泽而渔，不胜渊鱼丛雀之惧。国家最难得者民心，最易失者亦系民心，文治见闻所及，用敢为民请命，伏祈请旨饬下度支部查照上年奏案，悉心妥议，以恤民隐而广皇仁。不胜惶恐待命之至。请代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