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将军崇善折：《查覆浙江铜元局舞弊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九日奴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有人奏《浙江巡抚聂缉椝、藩司翁曾桂贪黩不职，请旨查办》一折，着崇善按照所参各款秉公确查，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折着钞给阅看等因。钦此。寄信前来。奴才遵即密派福建督粮道启约、侯补道何成浩，不动声色
福州将军崇善折：《查覆浙江铜元局舞弊案》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一说八月九日）
奴才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谕，有人奏《浙江巡抚聂缉椝、藩司翁曾桂贪黩不职，请旨查办》一折，着崇善按照所参各款秉公确查，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原折着钞给阅看等因。钦此。寄信前来。奴才遵即密派福建督粮道启约、侯补道何成浩，不动声色，驰赴浙省，按照原参各款逐细确查。兹据该员查明旋闽，禀覆前来。
奴才复逐加稽核，证以舆论。谨按原奏第一条内称，铜元局开办之初，承办各员尚知循守规模，翁曾桂护任巡抚时，极图更张，只以为时促迫，未能如愿。
自聂缉椝到任后，委侯补道朱畴为总办，添作夜工，出数日多，获利日厚，而市面未见流通，库储亦未闻增益一节。查浙江铜元局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开铸，四月护抚翁曾桂任内委候补道刘更新为会办，十一月聂缉椝改委朱畴为会办，十二月添作夜工，出数日多，盈余渐有增益，铜元运销出口，市面自少流通。
又，原奏称朱畴管押仁和县署数月，营贿得脱，乃逃至上海，伙开裕源纱厂，聂缉椝时官江苏，合资贸易，即与亲昵，此次畀以铜元之局，益便私图。朱畴仰承意旨，即拨铜元余利为抚藩两署津贴，每月各洋五百元，乃聂缉椝竟行批准本署另款存署，听候提拨，落署则按月致送一节。
查朱焜踏死旗丁，事在十余年前，当时误以朱畴即朱焜，虽管押仁和县署，后经朱焜到案，朱畴得释尚非贿脱，至上海裕源纱厂，朱畴实为经理，该厂股份亦惟朱畴最多，聂组椝有无合资，难得确据。朱畴去年六月将去上海随议商时，临行铜元局情形，每月于抚藩两署各拨盈余五百元为办公经费，抚批存局候拨，八月札饬充留学生经费，藩司复文则称收存司库，另拨公用，本年七月移文拨充赔偿镑价息银，有文批存卷可稽，………
又，原奏称去年朱畴署粮道，该抚委丁优候补道许鼎霖代理局务，提调知府许星箕从中串合，竞将大批铜元运往上海，由朱畴伙开之裕源纱厂囤积转售，每洋元闻兑八百二三十文不等，而铜元局列入现换帐内，概照杭城定价每元九百，官无特别之益，官运赴沪售价仅八百另，而销帐仍系九百，官享盈余之利。
该抚闻之，商令刊发护照，一律购运，以掩其迹一节。查许鼎霖代理铜元局务时，以该局应付上海各物价值并拨凑镑亏，自八月至十二月交杭城钱庄先后运沪铜元2000万个，册报售价自85个至87个不等，嗣后上海源大号及清江浦秦丰钱庄运铜元400万个，报价亦八十七个二毫，尚非照杭城900。随议在上海设立转运局，派驻沪采办委员府经历胡延溥经理，租屋源大纱船行内。原奏所称：裕源纱厂囤积转售或即指此。自本年二月至五月发转运局铜元一千余万个，所报价值时涨时落，亦非一律九百，其官运商运发给护照，系因推广销路起见。
又，原奏称朱畴续管铜元局，非其私匿，不得与闻要事，闻制成当十铜元，每元实本只需四文另，而报销则在六文以上，售价八文另，而报销又一律九文一节。查朱畴于本年二月重办铜元局，任事各员尚无更动，核其报销科合成本，历由制造铜元各种物料及一切薪工等项综计若干，再以所出铜元数目推计，历次报册成本皆在六文以上。究竟有否浮目，因其综计物料等项过份纷杂，非局中人无从得确，其报销售价尚非一律九文。
又，原奏称聂缉椝之初到任也，管属事者为候补道刘更新，该抚过沪时私订购铜斤数千担，其时价二十八两另，而该抚所订三十二两，刘更新请为磋商，仍以二十八两另成交，该抚乃兹兹不悦，反将刘撤差以授朱畴，自是添机购铜，皆该抚与朱畴私相授受，朋比分肥。
翁曾桂见之垂涎，今年亦遂私开新厂，已于四月十八月开工，尚未奏咨立案一节。查刘更新办铜元时，有与地亚士洋行购铜合同一纸，载明会办铜元局刘转奉浙江巡抚部院聂委向本行定购铜一千三万担，每担价二十九两，原参所谓聂缉椝所订之铜，或即指此。
及刘更新撤，委朱畴办铜元局后，历次购铜合同，多载浙江铜元局定购。惟有信义洋行一纸，载明胡玉堂先生转举浙江抚宪委购云云。朱畴离局赴沪时上聂缉椝禀，亦有铜斤一项，仰蒙宪台尊降贵亲，与洋商磋磨等语，是聂缉槼订购铜斤亲与洋商议价，则信而有证。
至其与朱畴有无朋比分肥，则无从查悉。去年十一月翁曾桂聂缉椝面谕，择地增设钢元分局，初由翁曾桂详请委朱畴会办，旋即销差，现留翁曾桂专办，确于本年四月十八日开工，系先用铜饼试为印花，拟俟熔铜开铸之日，始行详请奏咨立案。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硃批：另有旨，钦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