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将军文兴等为遵旨酌定银元准价等事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奴才文兴、晋昌跪奏，为遵旨整顿钱法，酌定银元准价，并将期银期钱弛禁，以便商民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上年十一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奉上谕：有人片奏盛京新铸银元定价过昂，一经出城，价便跌落，皆由官钱局设谋渔利等语。著依克唐阿体察情形，认真整顿。原片
盛京将军文兴等为遵旨酌定银元准价等事奏折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
奴才文兴、晋昌跪奏，为遵旨整顿钱法，酌定银元准价，并将期银期钱弛禁，以便商民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查上年十一月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奉上谕：有人片奏盛京新铸银元定价过昂，一经出城，价便跌落，皆由官钱局设谋渔利等语。著依克唐阿体察情形，认真整顿。原片著抄给阅看。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依克唐阿当伤承德县出示先减银元价值，一面派员赴沪购铜，设炉鼓铸，意在使现钱充足，银价可平。未及复奏，因病出缺。奴才等接任后，体察情形，省城粮货腾贵，银价日涨，市面生意萧索，诚有如原奏所云者。然其病在现钱短绌，帖钱雍滞，初不得专咎银元之定价昂也，且亦商人自为之，而官钱局不得专其利，并不得擅其权。
查依克唐阿原定章程，铸出银元随同各城银价涨落，如市平银每两价值东钱十千，银元合市银七钱四分三厘，即定价七千三四百文，仍按照每月初一、十六两日银行定价，由地方官出示，并各铺面悬挂水牌，半月一换，俾众周知，已经奏明有案。是银元价虽官定，实与商定无异。
近来省城银价较各外城为昂，银元出城价便跌落，自为势所必然。银价既涨，物价随增，而居民因之受困亦系一定之理。且官钱局所存系本省银元，而各铺所存多系洋元，间有各省龙元。目下省城行用洋元并外省银元，多于本省所铸者不膏倍徙，半系奸商牟利贩运而来。如以新铸银元定价过昂，何以外运来者亦复一律定价? 此实商人之争利自失其利，而非官钱局之渔利，已确有明证矣。
奴才等细加酌度，本省所铸银元可以搀纳赋税，可以搭放薪饷。其行用与洋元不同，断不可使洋元同价，致碍销路。然当此银价盛涨，设银元定价过低，势必赔铸费而无余利。事关通省钱法、不得不博访周咨，集思广益，以求妥善，当经传集驿巡道各司协领并承德县知县及各局处委员等商议办法。有请禁用外来银元兼平银价者，有请减银元成色藉以减价者，并有请停铸银元专铸制钱者。其说纷纭，而终不如署承德县知县增超所拟定银元准价、弛期行厉禁两端为最切要。
据增超票称：奉天现银现钱异常缺乏，从前官吏均听商民开设期行，以资周转，行之今日历有年所，远近通行，从无室碍。自军兴以后，商帖以现钱愈少相率不开，专赖期行银钱以撑市面，于是不肖奸商转得以无银无钱藉词，竟成卖空买空之弊。故前年另案兴讼，因噎废食，遂使期行亦以此停止。今铸银元正好补其而风气未开，行使不畅，按日随银作价，商民苦于数日之烦，咸称不便。且价目时有长落，赔累堪虐，而各城银行远近不一，安望其能到处通行。因念商帖、钞票均系远近一价，无银价长落之虞，若将本省出银元，仿照吉林章程，由省城官司酌定牢不可破之价，等诸钱帖、钞票之用，通省无论远近一律行使，不准此多彼少，并准完纳税厘钱款，务使商民易于信从，行旅乐于携带。
至期银期钱亦请仍听商便，照旧开行，但令到期专以本省银元或市面宝银按数开付，不准凭空买卖，以杜流弊。其别项银元仍作银用，如何作价听商自便。似此办理庶例章无碍，钱法可通。等语。其于商务民情可谓体会人微，而于银钱套滞之患亦复洞见症结。奴才现已酌拟本省银元每元价值东钱六千六百文，合制钱一串一百文，以为定价，仍弛期银期钱之禁，严绝卖空买空之弊。俟试办一年后，察看情形，如果商民称便，不得轻事更张，以免纷扰。倘法未尽善，尚须稍事变通，再行奏明办理。
总之，期行有禁，商贾不前，则银元之销路难畅;银元不通，银钱两缺，则期行之过帐仍虚。二者相辅而行，不可偏废。此阁省之舆情，非一人之私论也。
除咨部查照外，所有遵旨整顿钱法、酌定银元准价并将期行弛禁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十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