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公元1903年2月21日《申报》：日前，本报记部设银行，详见前2月15日《部设银行》消息（内容略）。窃谓此事若成，则中国财政、商政必交受其益，从前利权之溢于外者，至此可渐收回。中国数千年来银钱出入之事，在上者每鄙为市井贱务，不屑讲求；而通部大邑，商贾云屯，又不能无一汇兑之源，藉以流通货财，以应彼此之求给。于是，多钱善贾者，每于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公元1903年2月21日《申报》：
日前，本报记部设银行，详见前2月15日《部设银行》消息（内容略）。窃谓此事若成，则中国财政、商政必交受其益，从前利权之溢于外者，至此可渐收回。
中国数千年来银钱出入之事，在上者每鄙为市井贱务，不屑讲求；而通部大邑，商贾云屯，又不能无一汇兑之源，藉以流通货财，以应彼此之求给。于是，多钱善贾者，每于商业荟萃之处开设票号，以揽利权。其次，设立钱庄，藉收十一之利【十分之一的利润】，揆其立法，与泰西各国设立银行之意，亦甚相符。惟此等票号庄，资本皆不如银行之丰，章程又不及银行之善。内地商务不甚繁盛，尚可藉
此以便转输，自华洋互市以来，商务之大，于沪上首屈一指，其余如天津、汉口等各埠，亦皆氯局恢宏，声势炫赫。每有巨款出入，动辄取数十万、百万，票号、钱庄力有不胜，于是英法俄德日各富商遂乘势而兴，就互市之区，遍设银行，以牟大利，夫洋人多一分之利，即华人少一分之权，此其理固，夫人而知之者。
当光绪二十二年时盛京卿宣怀曾奏请集银500万两，在京都、上海设立通商银行，又由户部设立官银行，外以杜洋商之挟持，内以通华商之气脉，其为裨益，何可胜言？而立法之最善者，尤莫如铸造每枚库平一两之银钱，以便民而裕国，盖自来圜法之坏弊，皆在金银铜三品之出入，成色则高下不同，分两又参差不一，之于市，则价目之贵贱，遂各处不同。
譬如一银圆也，分两得库平银七钱二分，合之旧法，积分成钱、积钱成两之规，数已畸零而不易核。兼之此省所铸，用之彼省，即窒碍难行，此局所铸，用之彼局，亦扞格不入【相互抵触，格格不入】。至于小银钱，至五分或一角、二角或半元，合之皆可与大银圆分两相同，本不应有参差也。乃兹则以大易小或以小易大，皆有贴水之名，贵贱随时多寡不一，于是商人得因缘为奸，而愚民则大受其害。
今既定划一之法，每枚重库平一两，则每角重库平一钱，无论大小互易，不得有贴水之名目，如此，则纳税、完粮，向时以银计算者，至此可无所阻碍。
至于以银易钱，亦宜由部酌中定一，永远不移之价。查道光二十五年刘良驹奏请《饬宝银钱划一章程》，疏内曾言“每纹银一两，宜如近岁户部奏准各省捐输案内以制钱1500文抵银一两之例”，所有出入款项均定一不易之规。
愚意，现在钱价既较前日为低，则每银一两即银元一枚宜定易足钱1000文，不准有私钱及短数诸弊，推至一角，则易钱100文，一分则易10文。倘合中国十八省皆合此法行之，虽改章之初，未免稍觉屑琐，然历时既久，奸商不能行把持伎俩，民间必受益良多。
有理财之责者，果能采纳而实力行之乎？天下大同之象，不难寓诸心目中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