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公元1897年6月29日《申报》：圜法之坏，不自今日始也，而至今日为尤甚。自中日起釁【起衅】，东省被兵燹之灾，钱价陡然昂贵，银洋日贱，非但一省如此，他省亦皆如此。本馆曾著为论说，谓：制钱之缺固不自今日始，何以骤然短少，推原其故，各处使用仅能敷衍，而辽东一省，制钱骤少，不能不向各省运载。各省既无有余，而有此漏巵，遂形匮乏。虽东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公元1897年6月29日《申报》：
圜法之坏，不自今日始也，而至今日为尤甚。自中日起釁【起衅】，东省被兵燹之灾，钱价陡然昂贵，银洋日贱，非但一省如此，他省亦皆如此。本馆曾著为论说，谓：制钱之缺固不自今日始，何以骤然短少，推原其故，各处使用仅能敷衍，而辽东一省，制钱骤少，不能不向各省运载。各省既无有余，而有此漏巵，遂形匮乏。虽东省之钱自遭兵燹，不免狼藉。然大半必为外人运去，此去而不返者也。加以奸人昼夜销毁，以小易大，非但制钱缺乏而民间又受小钱之害，钱法终无转机，于是官宪禁止出口、禁止销毁，雷厉风行。无论其能禁与否而仅销毁、出口，塞其去路，尚未濬其来源也。
来源者，何鼓铸而已？无如鼓铸未广，出数不多，钱价终不能抑。大抵鼓铸之费与钱相抵，尚属不敷；且现当铜斤昂贵、国帑支绌之时，明知非鼓铸不足以维持圜法，而限于经费，亦无可如何。
说者谓，如能变通办理，将钱样收小，钱之分两自轻。分两一轻，则用铜可省，其利一。自来，销毁者皆以小易大，以图渔利，若制钱一小，销毁者必至无利可图，亦不禁而禁之法，其利二。钱样既小，民间使用、携取较为轻便，其利三。有此三利，则钱法或可振兴乎？
说者但知钱之宜小，可以得诸利而绝诸弊，不知钱之尤宜精致，始不妨于小，若仅以小为利，则犹之私钱矣。
现在，上海制造局所铸之钱，好则好矣，可以流通矣，然尚嫌其出数太少，且未能十分精致，大约不用机器之故。西人以机器铸银元，无论大小何等精致。若照此法以铸钱，自不患其不精致也。而且出数可多，人工可省，不亦一举而数美备哉？
说者又谓，鼓铸现钱，刻尚缓不济急，宜广行钱票。夫钱票，与现钱相辅而行者也。若仅持空票以流通，则必有挤轧之时，而市面更不可问。北海皆有钱票，往往钱店荒闭，穷民受累，且因之滋事，虽非皆恃空票而现钱偶有不足，即蹈此弊。若不事鼓铸而广兴钱票，恐此弊各省皆然，而钱法更不可问矣。
昨接天津访事友人来函云，津郡钱根短绌，其故皆由私炉销毁之多。然亦因大口袋、小口袋互相勾串，持贴向钱铺挤取现钱，现钱愈短，愈欲挤取，此津郡钱铺之荒闭所由来也。大小口袋者，即代钱铺以贴换钱者也。如此，铺所收他铺之贴，即交伊等向本钱铺取钱，或别项店铺所卖现钱太多，应有用贴之处，即以现钱换彼之贴，若辈或一二人，或二三人，逐日以二把手小车推运现钱，以供钱铺之用。倘某钱铺或开罪于若辈，即相约不收其贴，声言某铺将荒闭，相约取现钱，无论如何殷实钱铺，一时周转不及，欲不荒闭而不得。
制军王夔帅访悉，此等匪徒有害市面，札饬保甲总局李太守力为整顿，以维圜法而便商民，并分札府县会衔出示，略谓：
现钱之紧，皆缘大小口袋匪徒所致，现经查明，大口袋黄子江等33人、小口袋徐三等39人互相勾串，把持市廛银钱行情，涨落无定，向各铺收取存贴，持向钱铺济取现钱，若不速为整顿，实为商民之害。黄子江等本当按照督宪札饬，严拿惩办，姑念愚民无知，从宽宥免。自示之后，各宜另谋出路，倘仍蹈故辙，一经查明，或被告发，定行尽法惩治云云。
此尚非现钱实在不足，而钱店受票之害已如此。然钱店受票之害，不过倒闭而已，而民间之持票无从索取者，则其害何可胜言耶？此尚为匪徒勾串挤取，而民间已受累不浅。若仅持钱票，则不俟匪徒勾串而必挤倒。故曰，票非不可行也，必有现钱之可抵而票始可贵，则鼓铸其可缓乎哉？值此空虚之时，事事更宜脚踏实地，整顿钱法，民便于用，则商务自能起色，况与国运为盛衰乎？
说者又谓，中国现在欲思仿行西法，诚以西人行事，务求实在耳。不见银行中广行钞票乎，如汇丰所行之钞票，华人无不乐用。虽钞票皆系银圆，然银圆既可通行，岂钱票不能通行乎？华人信用钞票，亦以银行为可靠耳。虽其中底蕴不能尽知，然观其登报之帐略，罗罗清疏，不但资本充实，而股分余利亦结实可靠，故人皆信之，此实有可抵之现银，而票始得通行无碍也。
往年游京师时，闻人言，内城某钱铺资本充实，而该铺规模并不阔大。初未之信，后有旗友告余曰，子毋轻视此铺，因言其戚家曾有该铺钱票忘取携带出京，作宦30余年，回旗时检得旧票，向该铺取钱，虽店铺依然，惟事隔多年，亦初不料其果能如愿也。讵持票往取，时该铺翻阅旧账，谓，出票之钱久不来取，皆编号埋入地中，因向地中掘出对号，如数付出。是该铺之票，人更信之。闻该铺开张至今，已近百年，苟非如此诚实，恐亦不能如此永久也。惜其铺名已不能记矣。
以此观之，苟出一票，必备有一票之钱，始能取信于人而振兴市面，否则，市面必坏，而票终不能通行也。
五月廿七日，本报纪《圜法难言》一则，据江西方事友函云，江省熊茂才屡次条陈时事，欲创设官钱局，兼行钞票，虽经大宪嘉许，而仍不令试办，群以为疑，而不知大宪固有深意乎其间，因录南昌府江訒吾太守批示……（内容略，详参前文报道），观此，足见江省大宪洞悉利弊，不肯随波逐流，大抵现钱不足，不肯收用，则局面不更大坏耶？，在官亦断不能以不能流通之票强使钱铺收存，故钱票行之似易，且可济急而始终合算，似不能不斟酌而行。江太守此批，深佩其确有见地也。
说者又谓，钱法既兴，国运为盛衰，则鼓铸之法，似宜仿照顺治、康熙之制铜，宜提净样，宜放大以复盛朝规制，不知康熙、乾隆之时，物力丰厚，鼓铸不惜工本，故出此大样之钱，然当时即有销毁之患。
前人钱法议曰，从来钱法之患有二，曰盗铸，曰私销。国家自定鼎以来，凡历四朝，使无私销之人，则四朝之钱可以充满于宇宙之意，而宝源、宝泉二局几可虚设不用。今试问顺治、康熙之钱，其存于民者有几，即雍正之钱，其存于民者有几也。可知乾隆之时，已有销毁之患，幸随销随铸，不致缺乏。然耗损至今何可胜算，此皆钱样过大之患耳。
故蒙意，钱不能不广铸，铜不能不净提，而样则不能不收小。铜有缺乏，则宜开矿，以厚其来源，样患不精，则宜购机器，以专其铸法。此当今钱法之亟务也，钞票云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