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事中王金镕摺：《铜元使用各分珍域有害民生》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窃维铜元所以济制钱之穷，以一文抵制钱十文，原为朝廷权宜之举。今幸民间通用，较当十大钱之仅域于京城不能通行各省者，已觉便利，如果长此行使，私销之弊既可决其必无，私铸之风亦可保其少有，裕国便民，实属两得。为地方官者，正当迎机提倡，一律通用，庶民间不生疑阻，可以维圜法而广
给事中王金镕摺：《铜元使用各分珍域有害民生》
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窃维铜元所以济制钱之穷，以一文抵制钱十文，原为朝廷权宜之举。今幸民间通用，较当十大钱之仅域于京城不能通行各省者，已觉便利，如果长此行使，私销之弊既可决其必无，私铸之风亦可保其少有，裕国便民，实属两得。为地方官者，正当迎机提倡，一律通用，庶民间不生疑阻，可以维圜法而广销路。
乃臣近闻直隶州悬，竟有只准用户部北洋铜元，不用南省所铸之告示；浙江膏捐局复有膏捐不准再缴铜元之告示。揣其意，谅以时势艰难，筹款孔亟，不用别省铜元则本省之销更旺，不准铜元交官，则捐膏之利自厚。盖既为本省计，自难为他省计；既为捐局计，自难为民间计，亦似有不得已者。然凡事须通盘筹划，若只知利己，不顾病人，始则贪利而忘害，继且有害而无利，此事理之大不可者也。臣请为缕析陈之。
官家之政教号令，必一秉大公，而后足以服人，若均是铜元，彼省者不得用于此省，在民者不得用以交官，岂此省之铜元为官钱，彼省独非官钱乎？民间之铜元为官钱，交官者独非官钱乎？揆诸国宝流通之义，恐古今无此政体，中外亦无此办法，是示禁者之不知大体也。不可者一。
官吏之不见信于民久矣，平日各衙门之文书，各地方之告示，其入情入理，虽唐虞三代亦不是过，迨核其存心作事，辄与所言相背。如今之铜元，该两省铸用之初，谅必有告示以喻商民，其示谅亦必以一律通用为宗旨，乃民已懔遵，而官家又区别省份，剖析官民，一事而前后矛盾，一言而反覆云雨，是示禁者之未免失信也。不可者二。
南省北省皆朝廷之疆土也，官民皆朝廷之臣庶也，天下一家，从无歧视；今北省专其利如南省何，官专其利如民何，是示禁者不为南省计，不为民计，而实不为朝廷计矣。不可者三。
直隶、浙江既如此示禁，设他省亦禁用北省之铜元，民间亦不用官局之铜元，将铜元之在官在民者必壅积日多，多则价必跌落，民固受其亏累，即铜元局之利亦销归乌有矣。如当十大钱仅抵制钱二文，岂非前车之鉴。彼时晓以情理，彼不难于反唇；迫以势力，彼亦有所藉口，终归于官民交困而已矣，是示禁者不啻禁用铜元也。不可者四。
总之，利己而不顾病人，于心已觉未安；病人而卒致病己，于义又何所取。现在制钱缺乏，全恃铜元通融市面，若任令各省自为风气，殊于圜法大有窒碍。拟请明降谕旨，申明一律通用之义，并饬下户部详定划一章程，通行各省，永远遵守，勿得歧异。倘地方官有抗旨渔利，阻碍币政者，由该督严参惩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