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铜元问题作者：陈友琴东方杂志 1925年22卷 第13期吾国今日之币制，混乱已达极点。金融市场银两并用，银复有国币与鹰洋之分，两则有规元与行花之别。至于辅币，尤为特甚：省自为政，名目不一，成色重量，低减参杂，例如皖币之成色低减，粤毫之种类繁杂，有冒铸，有私铸，因而发生风潮，扰乱金融市场，不啻已司空见惯。然其较为重要，且最足以直接影响于国民
中国之铜元问题
作者：陈友琴 东方杂志 1925年 22卷 第 13 期
吾国今日之币制，混乱已达极点。金融市场银两并用，银复有国币与鹰洋之分，两则有规元与行花之别。至于辅币，尤为特甚：省自为政，名目不一，成色重量，低减参杂，例如皖币之成色低减，粤毫之种类繁杂，有冒铸，有私铸，因而发生风潮，扰乱金融市场，不啻已司空见惯。然其较为重要，且最足以直接影响于国民生计者，则莫如铜元问题若。
铜元之恐慌，以上年四五月间为最烈。
斯时铜元数量骤增，价格低落，物价与银价腾贵，国民生计艰苦，金融市场固受影响，社会秩序亦因动摇。曾引起一般小民商会学者及金融界各省议会之注意。或咨文省政府质问，限期停铸，如直隶及湖南省议会是；或呈请政府查禁铸造及私运，如广州之商贩是；金融界则会议维持之方法，学者则发表救济之文章。
时适江浙开战，东南半壁，戎马倥偬，江南各造币厂因经费缺乏，铜价高涨，相继停铸。不久，江浙战争方止，而奉直战争又起，京都政变，全国震动，直系既倒，于是专为直系之外库，为直系滥铸货币之天津造币厂亦宣吿破产。于是铜元之出产已减，供给日少，而价格亦日有起色。
不幸，自执政府成立，规复天津造币厂，湖南造币厂亦于本年三月重行铸造铜元，其他如安徽、四川等省，造币厂亦相率滥铸。于是铜元之出产又日多，供给日盛，价格亦日落。长此以往，恐铜元之恐慌将无已时，社会民生不安定，实为国家之大患，故吾人不能不提出而硏究，谋所以解决之方法，是斯文之所由作也。
铜元之历史：
吾国自昔只有制钱而无铜元。及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历1902年，）因洪杨乱后，财政困难，各省官钱局，皆停铸制钱。但吾国人民生活程度甚低，日常生活，皆以制钱为本位，故停铸后，供给日少，需要日甚，益以铜价腾贵，镕钱者多，日常交易，不便已极。于是清政府乃仿照外国辅币制度，在天津设铜元局，鼓铸铜元，以佐制钱，流通市面。
自开铸后，三两月间，铸成数千万枚。按铜圆法价，本定官银圆一圆，易铜圆百枚，斯时则只易88枚，实较法价为高，故鼓铸之盈利更大，竟达百数十万，遂开后日滥铸及恐慌之端。
铜元一出，流通甚畅，各省因见利便，亦竞设铜元局，计12省有铜元局16所，用846台之铸造机，若全数开铸，每年可得164万万枚有奇，铜元材料，皆自外国输入。
在光绪三十年，共铸成17亿枚，三十一年，增至45亿枚，出产日多，供过于求，价值遂下。是年十二月，每圆易至107枚，翌年一月涨至110枚，低于法价七枚至十枚，此为铜元充涨之始。
当时商业民生，皆受其毒，各地商民请求政府，严禁滥铸，加以各国干涉，故三十二年六月，度支部遂令全国铜元局停止铸造。八月又开禁，但只许广州、福州、南京、开封、武昌五地设铜元局，并鉴于滥铸之弊，乃按照金融市场状况，规定铸造之额，以示制限。然此五局既经开铸，弁毛法令，仅一年间，竟铸达42亿枚之多，如武昌铜元局，每日平均铸成400万枚，有旧式之铸造机65台，新式者500多台，每日平均镕铜550担，日工十时，夜工十时，每台日夜所铸出之额，平均61500枚。因此供给过多，价值暴跌。
三十四年三月间，每圆涨至120枚，铜元恐慌又起，清政府复令五局停铸。当时中央威信犹在，停铸令下，莫敢不从，故铜元恐慌，不致蔓延。非若今日中央政府之无权，财政部之令不行，各省督军省长之专横，任意蹂躏币制，扰乱金融所可比也。
辛亥革命（公历1911年）民国肇造，除原存各局外，已停铸而复活者有之，原来不铸辅币，而现在兼铸者有之。
南京造币厂开始铸开国纪念铜元，此种纪念铜元，质量皆比原有者轻，此为轻质铜元现于市面之始。
民国四年，流通全国之新铜元，计有2002万枚；民国八年，又加增300万枚。数量增加，价值低落，市面因之发生恐慌。是年乃有上海电车公司拒用新铜元之风潮。
十三年六月，天津造币厂日夜加工鼓铸轻质二分铜元，每日400箱，每夜200箱，共约合6万银圆，益以该厂十二年份所铸之55523万枚，流通京津市面，故是年京津皆发生铜元风潮。
是年湖南造币厂亦每日铸成700万枚；湖北造币厂为维持官钱局官票票本起见，自六月一日起，每日加铸当二十铜元200万枚，共计日出500万枚，工人则加资一分，连前每工人按日以二工半计算，比上年份多出6.05亿枚。
广东造币厂则因银价太贵，鼓铸双毫（即二角银币）以无利可获，乃改铸铜元。故去年六七月间，湖南、湖北、上海、广州等各地方皆有铜元恐慌之现象。后因直隶省议会咨文省政府停止天津造币厂鼓铸铜元，湖南省议会亦咨文省政府禁止湖南造币厂铸造铜元。
未几，江浙之战，奉直之战，相继发生，各地造币厂，或因战事影响，经费支绌，或因铜价高涨，无利可图，皆先后停铸。故去年十一二月间，铜元之供给略少，且年底需要之流通额较多，因此价值略高。
乃北京政变，段氏入京，执政府成立，各省秩序略定，复注意于铸造铜元。天津造币厂自新厂长莅任，即规复铸造。
湖南造币厂亦于本年三月三日继续开铸，未及半月，洋价又日趋上涨。同月十八日省议会又开会讨论咨文省政府停铸，咨文略云：“查造币厂铸造轻质铜元，紊乱币政，曾由本会咨请政府限期停铸在案，乃停铸未久，现又复铸。查所铸铜元，质劣量轻，每圆涨至三串（即三百枚），是政府故违本会议案，增加人民痛苦，亟应咨请政府限七日内停铸。”云云。
时安徽、四川等省造币厂仍滥铸无已，财政部乃咨文各省区从严查禁轻质铜元之私铸。湖北巴东有铜币检查所之设立，以杜绝湖南轻质铜元之流入。青岛则设立铜元出入口规则，入口只限最多5万枚，出口则为10万枚。政府苟不锐意整理铜元币政，只贪目前小利，而置根本大计于不顾，则金融紊乱，民生痛苦，将无已时，岂不惧哉?
铜元之法定性质
民国三年二月七日公布之《国币条例》，规定铜币共有五种，即一厘，二厘，五厘，一分，二分，一厘二厘等于从前之制钱。铜币规定虽有五种，但实际上造币厂所铸，皆多为一分及二分，其五厘者甚少，一厘二厘则未曾铸过，因铸一分及二分，获利较大也。
至于铜元之重量及成色，则规定二分铜币，总重二钱八分，铜九五，锡百之四，铅百之一；一分铜币，总重一钱八分；五厘重九分；二厘重四分五厘；一厘重二分五厘，此四种之成色，皆与上同。（第五条第六项至第十项）
自南京造币厂开铸开国纪念铜币，不按照部定重量及成色，于是轻质铜元，由各厂仿铸，产量日多。币制法定为十进，每银币一圆，十分之一为角，百分之一为分，千分之一为厘，公私兑换，均照此率。（第四条）换言之，一分铜元十枚为一角，百枚为一圆。但自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始，因铸造太多，供过于求，实价低于面价，已破十进之制。故民国三年之《国币条例》，实等于虚设。
嗣后，每况愈下，铜元之铸造日多，价值之降低日甚。只有民国五年所制造之有孔铜币，一面有嘉禾，一面有“壹分”“每一百枚当一圆”及“中华民国五年”等字样，数年前尚可照法定价值行使，但数量不多，故市面交易，不甚通行。
夫铜元乃辅币之一，只有名价，其授受数目，均有一定制限。除租税上之收受，国家银行之兑换外，每次以合一圆以内为限。若逾越此数，受者可以拒绝，又铜币与其他辅币，同为有限制的铸造，且其铸造发行权，专属于政府。政府虽操有专铸之权，但亦不能滥铸，必须按一国人口之比例，交易之繁简，定每人应占若干额，以适合社会情形。
德国未革命前，定每人不得过15马克，法国定每人不得过七佛郞，美国限定银辅币总数不得过1亿美金，盖所以杜防滥铸，而保障法定价格也。惜我国地域辽阔，统计不备，人口多寡，漫无确数，是以每人所需多少辅币，无从估算，而最高总数之制限，亦难测定，所谓授受限制之规定，不过聊以补救而已。
铜元若因行使而磨损，致法定重量减少百分之五者，得照数向政府兑换新币，旧铜元旧制钱则政府以国币收回改铸之。凡此种种规定，本甚完善，但以中国今日之现状论之，此种具文，等于虚设，不再铸造轻质铜元已属幸甚，何敢望其收回旧坏者耶？
铜元贬价之现象
按经济之供求公例，需要多而供给少，则价格高，反之，需要少而供给多，则价格低。因物价与需要为正比例，与供给为反比例。货币亦为货物之一种，其价值之变动，与货物同受供求公例之支配，其暂时价格，决于货币一时之量数及其需要之率，其经常价格，则决于成本之多少。
今铜元因铸行之数量日多，超乎社会所需流通额之外，故其价格每况愈下，此乃自然之因果，非人力所能左右也。 国币条例虽规定其使用之价值，但此法价，恐永无实现之一日。前清光绪二十八年间，因铜元初出，数量有限而需要甚多，故每圆只易88枚，高于法价12枚，为铜元价格最优时代。三十一年十二月，因子量日增，供过于求，每圆可易107枚，低于法价7枚；三十二年一月更低，每圆增至110枚，低于法价10枚；三十四年三月间，每圆120枚；民国六年六月，每圆129.8枚；七年六月130.5枚；八年六月133.2枚；时上海铜元风潮最烈，忽增至150枚；九年六月137.8枚。十年六月145.4枚。此两年比较略高。十一年一月155.3枚；六月171.6枚；十二年一月176.4枚；六月182.2枚；十三年184枚；六月则上海市价涨至196枚；北京及天津223枚，济南223.5枚， 杭州199.2枚，长沙239枚，汉口230枚，芜湖220枚，广州每毫16枚，合大洋每圆197枚，其中以长沙、汉口、北京及天津为最低。十一二月则北京258枚，各地亦相继涨至十数枚，因各地造币厂为战事影响停铸，及时届岁暮，需用增多故也。
今年三月，北京280枚，长沙300枚，汉口220枚，上海190枚，各地几恢复上年之价格，或竟超过之，铜元之恐慌，实以此时为最。
按清光绪二十八年为88枚，民国十三年六月为190枚，其间相距二十二年，相差102枚。民国八年六月发生铜元风潮时，亦不过133.2枚，比十三年六月相距五年，相差56.8枚。今年三四月间，其价格之低落与上年相等。观其趋势，低落无已，长此以往，何堪设想。今以民国六年六月铜元之价作为百分比例，藉觇【察看之意】市价跌落情形之一斑。
上表所列之指数，有递增而无减少，其中以十一年一月至六月间，增加最速亦最大，而跌价亦最甚。铜元跌价最甚之地为长沙、汉口、天津，因三处造币厂所在，即滥铸之所出也。上海、北京、芜湖、杭州、济南数处，则因与上列三地造币厂接近，时有私贩运入，故亦受影响。
铜元贬价之原因
辅币之成色，不论银币镍币或铜币，在各国皆比主币成色较低，所以预防银价或铜价腾贵时，人民私行镕解，一方面可以得铸币余盈弥补铸造主币之亏耗。故其铸权归国家，且以法律制限其铸额及使用额，并规定其价格如上述。而铜元贬价之原因，乃因铸造有厚利可图，各省造币厂违法滥铸所致，今细分析而硏究之。
（一）因铜元铸盈甚大
今以民国十年铸造铜元之情形为例：
如上表所示，成本每一分不过五厘八三，若不贬价，按面值行使，每分可得余利四厘一七，今虽贬价亦有一厘一六之利。
又，天津造币厂上年所铸二分铜元，重量比法定二钱八分轻。每铸值银元一圆之二分铜元，所省之铜，其量可铸二分铜元三十枚。
宁造币厂每日铸行400万枚，每月铸盈达40余万元。因各厂皆不按法定成色，旧日则用旧铜80%，新铜20%，今日则铜40%，铅20%，杂金40%。
又，双枚铜元比单枚成本少，单枚100枚须用一斤四两之铜，双枚则只用十四两便足，故各省造币厂多铸双枚。新铸轻质铜元边缺色哑声喑，旧铜元有边声响而色亮。减少铜质固可获利，而铸造时副产之铜油，价值亦大，获利亦不少，每铸百枚得油三钱，每日得2100两，每斤价520枚。由此可见铜元铸盈之巨。 湖南省议员周树勋有言最痛切，曰：“现在铜元之轻，每双元不及从前之单铜元，俨若洋铁皮子，如再不停，不如索性改铸洋铁皮子，获利尙较厚也。”
（二）因各造币厂之滥铸
铜元之价格，实价比名价（即面值）小，仍不违背法律，其有铸盈，乃所当然。但其作用在防私燬及弥补铸主币之亏耗。而各造币厂因在政府及军阀统治权之下，受其支配，不按照市场铜元供求之情形，及货币之原则以铸造，专视为筹款敛财之方法，以致铸盈成为渔利，抛弃金融之目的。
前清武昌铜元局之铸盈，已由湖北督抚处分。近年来广东造币厂之铸盈，则直接拨解粤军饷项。天津、安徽、湖南、湖北及南京各造币厂，亦如粤厂，须供给地方政府及军阀之诛求，加以各厂之经费，中央向不拨支，皆由各厂自行筹划。每月各厂尙有解款若干之规定，初定按月解交币制局，币制局裁撤后，改解财政部，但实际上皆归该省政府自由处分。政府取之币厂，币厂取之铸盈，正当之铸盈不足，于是不得不减轻重量及成色，少数之铸盈不足，于是滥铸无度，铜元之面价，安得不因此贬损哉？
（三）因各地方奸民之私铸
铸币之权虽法律规定国有，但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故不特地方政府违法滥铸，一辈奸商，亦多勾结日本浪人在山东、日本、大连及上海、梧州等处，私行铸造，因此僞铜元日多一日。此种伪铜元，多为民国开国纪念铜币式样，其质甚轻，于是铜元之数量益无限制而价格亦因此日低矣。
（四）因供给超过需求
按照供求公例，物价与需要为正比例，与供给为反比例。货币乃货物之一种，故铜元之价格，亦以供给需求平均之际为标准，其价格之高下，视供给与需求之差而变。现因铜元之滥铸私铸，数量无限，超过市场流通所需之额甚巨，供过于求，价格乃低落。
（五）因恶币驱逐良币
按照格勒森公例，恶币必将良币驱逐市场之外。以铜元对银币言，则铜元为恶币，银币为良币。银币之流通力大，价值高，易携带，故人民皆喜存蓄之，或带往别埠使用，以图利益。而日常交易皆以铜元，于是铜元充斥市面，势必价格日贬。
由上五种原因观之，铜元之贬价，乃当然之趋势，故虽有法律之规定，但实际上已丧失法币之资格矣。
铜元贬价之影响
铜元因数量超过需求之额，以讲贬价，其影响于社会甚大，不特扰乱金融市场，且破坏法制，损害民生。故铜元问题，实为中国今日最重要之问题也。去年直隶省议会及湖南省议会均提出建议案，请省长咨财政部查办天津及湖南造币厂鼓铸轻质铜元，并请省长先行禁止铸造，免乱金融，贻祸社会。
湖北省长亦召集商会会长及财政界重要人员会议救济铜元办法，上海商会及银行界亦曾讨论救济方法，广州小贩则呈请 广东省长严禁私运，以维民生。
今年三月，湖南省议会又开会提出质问政府，限七日内停铸轻质铜元。财政部通令各省区查禁。 湖北又在巴东设立铜币检查所。他如湖南监视钱业公所铜元定价，青岛之设铜元出入口规则，上海银行界之议设辅币券等等，无一不因物价腾贵，民生日困，非设法加以补救不可者。现再将铜元贬价之害，分述如次。
（一）破坏法制，扰乱金融
按《国币条例》第四条规定国币之计算，均以十进，即一分铜元10枚，或二分铜元5枚为银辅币一角。而现在铜元之价格日贬，竟超出法价一倍以上，每20余枚一分铜元方可抵一角，将十进法破坏无余。
又第五条规定二分铜元重二钱八分，一分铜元重一钱八分，而各地造币厂多不照此重量，反将重量及成色减低，如天津造币厂每铸值银元一圆之二分铜元，所省之铜，可仍铸二分铜元30枚，其质之轻可知。因其量多而质轻，故能依照供给数量之多寡，及市场需求之高下自由定其价格。加以钱业界暗开行市，故意操纵，价格益变动无常。于是日常交易，金融市场，皆受其害，而法制亦为之破坏无余矣。
（二）增高物价，贻害民生
按货币之价值纷更，则货物之价格亦因之而变动。盖币价高，则物价低，反之，币价低，则物价高，货币与物价有一定之关系焉。货币之价值，每动摇一次，势必使物价生一种连带之反动，货币之数量，每变动一次，势必使物价同时变动。
今铜元之总数量日增，故货物之价格腾贵。物价腾贵，其因非一，但基于货币之数量最大。况我国社会生活程度甚低，日常生活必需，皆以铜元为单位。故铜元贬价，物价腾贵，小民首受其害。因贫民小贩及工人，贩卖及作工所得之资，收入者多为铜元，计日之所得不过数十铜元，而养家糊口，皆此是赖。
今铜元价贬，物价高昂，所得之铜元数仍旧，而所易得之物减少，昔日可获一饱，今日仅得半饱，其不死亡于饥寒者几希矣。老弱者转死沟壑，强壮者流为盗贼，其流毒社会，岂堪设想。
今以民国二年二月之物价指数为标准，以比较最近两年各月份之物价，以示其腾贵之一斑：
民国二年二月 物价指数：100.00
民国十三年二月 物价指数：159.50
民国十四年二月 物价指数：159.20
上列所示，可知最近两年之物价，竟高于民国二年百分之五十以上。
救济铜元恐慌之方法
救济铜元恐慌之方法，可分为两大类：
一曰治本，即从根本上维持铜元之法价着想。
一曰治标，即从临时维持小民之生计着想。
（一）治本方法
甲：由政府严令各造币厂一律停止铸造铜元，须至铜元恢复法价后，及市场需要时，然后按所需求之数量，定铸造之数目，监督铸造，以杜流弊。
乙：严禁私铸。按各国法律，关于辅币之铸造，皆采取国家专利主义，不许人民有铸造之权，在今日铜元充塞于市之时，更当严禁私铸，倘有查出，须严格究办，以绝祸根。
丙：严禁私运。因铜元滥铸之地为天津、湖南、湖北、四川、安徽、南京等地，又奸商之私铸，大都先在日本及其属地内私铸，然后运入内地故。严禁私运之法，须由海关及内地税关严缉，按法惩办。
丁：禁止生铜入口。因有生铜入口，方有质料可以铸造。但禁之之权在政府，若政府自欲购买生铜，则应由各地金融机关如银行等，不代政府购买生铜，如此则不禁自绝矣。
戊：各地金融机关如银行钱庄等，不代政府推销铜元，如查出有代政府购买生铜，或推销铜元者，则由银行公会处以相当惩罚。
己：禁止运银币出口，以调剂市面铜元之价，免奸商将恶币（铜元）换良币（银币）携带出口。
庚：政府或银行公会收买生铜。因内地铜多价贱，故铸铜元有利可图。今由政府或银行公会收买，则需求大铜价必高，铜价贵则私铸铜元无利可图，私铸自绝。
辛：调剂铜元，即将铜元多之地方运往铜元少之地方，以免铜元充斥于一隅。
壬：政府附收铜元，凡政府之收入如租税杂捐邮电等，均酌量附收几成铜元，如此则流行广大，市面之铜元可日见减少，而价值亦可逐渐增高矣。
癸：严禁钱业暗开铜元行市。因各地兑换业者每利用银角铜元之行市，朝夕涨落之机会以图操纵金融，破坏法制，故应严禁其私开行市，代以公定之实价，庶几铜元之价值，得以维持于不坠。
（二）治标方法
甲：发行辅币券。以银钱两公会用十足之准备金，发行辅币券，实行拒绝轻质铜元及劣小银元之流通，俟有确实能依十进法价之辅币铸出，再行收回销毁。此事 上海最近已有人提议，或有实行之希望也。
乙：设立救贫机关。当铜元最贱，物价最贵之时，小民生计最苦。入不敷出，餬口且不易，遑论养八口之家。故政府应设立救贫机关，以金钱补助贫困小民，以免其失业。
丙：设立消费社。由政府设立，或由私人组织消费社，以最贱之价格，出卖一切日常生活之必需品，以供给及维持贫民之生活。
结论
凡上所述无非将铜元之历史及现状，从理论及实际上硏究其性质与说明救济之方法。祇以参考书籍缺乏，且调查不周，所得有限故不免失诸简陋，尚望海内贤达，进而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