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银洋并用问题作者：马寅初文章来源：东方杂志 发表于：1924年21卷 第1期此篇系在北京平民大学讲演稿，是日讲题本为“上海设造币之必要”，嗣以时间太侷促，未及讲到造币厂，且中间亦多删落，兹特略加补充，易为此题。我国欲发达商务，必须整理币制，改用金位以与各国相颉颃。欲改行金本位当自统一银本位始，银币制尚紊乱而无系统，焉望能实行金本位制？欲
上海之银洋并用问题
作者：马寅初 文章来源：东方杂志 发表于：1924年 21卷 第 1 期
此篇系在北京平民大学讲演稿，是日讲题本为“上海设造币之必要”，嗣以时间太侷促，未及讲到造币厂，且中间亦多删落，兹特略加补充，易为此题。
我国欲发达商务，必须整理币制，改用金位以与各国相颉颃。欲改行金本位当自统一银本位始，银币制尚紊乱而无系统，焉望能实行金本位制？欲统一银本位当先去其障碍，其障碍为何？则银两是矣。“规元”“行化”及“公砝”皆银两也，皆巍然居于其所在的市面之冲要地位而睥睨银币者也。故必推翻之而后可定国币之一尊。银元为本位之势力既一且固，然后可从事于金本位之建设，此必然之步骤，非可躐等以求也。
我国用银两之习惯，浸渍于社会上既深且久，而又平色庞杂。就地域言，则沪用“规元”，津用“行化”，京用“公砝”；就机关言，则财部用“库平”，海关用“关平”，凡兹数者皆为银两，举足为国币统一之障碍，而其最有力者则为“规元”，歼兹渠魁，则余皆荡平矣。
考规元势力所以大者，因对外贸易用之之故。其详细情形，余于三年前客沪渎时已为一度之讨论，曾论及去之之法当为“自由铸造”。前数日在中大讲演“何谓九八规元”一题，连本题共为三篇。将来尚拟在华北大学讲“发行集中制与公库制之比较”为第四篇。统此四篇，都有相互关系，取四者而参详之，庶可了然。
今兹为吾文之第三篇，所欲讨论者为“银洋并用问题”。然银洋并用问题之归宿，为废两用元，而废两用元之先决问题仍为“自由铸造”，盖自由铸造所以谋推翻银两，推翻银两在先去规元。
现在，上海所以用规元之原因，则以其成色一定不变，目今行使之洋元则各省私行配合其质量。江南、湖北、安徽、北洋、袁头，成色彼此不一，使用辄遭掂折，价值时有涨落，记账殊形困难。而规元则否，此其受人欢迎也（关于此可参考鄙人在中大之讲演稿，见十二月六日七日《晨报》）。
去规元当先使洋元之价值稳定，成色划一（我国之本位币即袁头像之国币。须使此币之成色一律，价值不变），否则不能驱逐规元而去之，因此非仅本国商人之问题，尚须看洋商之愿否，盖洋元之成色不一，价值不定，洋商决不肯弃稳固之规元而用浮动之洋钱以冒此危险。欲使洋钱之成色一律，价值稳固，当自“自由铸造”始。
何以言之？盖货币之价值亦受“需给律”之支配，目今我国仅政府及数家银行可以铸造，其余各团体虽于法律上有铸造之权，而实际上则槪无其例，是洋元之供给有限制。而每遇季节，如丝、茶、杂粮及棉花等上市之时洋元需要骤增，流入内地，以故洋厘飞涨。洋元价既大则造币厂与有铸造权之银行即趁机铸造以搏利。反之，洋元之需要少时，洋厘复落。似此涨落不定，如用洋元记账则折算不胜其烦，而赢亏亦难以预计。
若为自由造铸，则洋元之需要时，人人皆可提供生银于造币厂请求铸造，是供给可以加增以适合需要，洋厘自不致涨。洋元需要少，则熔现洋为银块，是供给亦可应需要之减而减，洋厘自不致落。需给相应，洋价一定，洋元自可为规元之替代，则规元不去而自去矣（详见鄙人讲演集内所载《吾国关税与币制的关系》一篇）。
近数周来，沪上现银缺乏（即所谓“银根奇紧”是也）。考上海洋元与银两二者之行使情形，凡大宗买卖及中外通商均用银两，洋元仅一般零星小数，日常买卖用之。故银子不绝进口，近来之所以缺者，约有三因:
1、印度吸收大条银。印度用银，夙以吸收现银之能力著称。
2、内地吸收洋元。当此杂粮棉花上市之时，沪上洋元流入内地，以故洋底不足，祇有运银子至杭州、南京造币厂去铸洋元，银子变为洋钱，于是现银遂少。
3、银行吸收。上海用银两亦用洋元，银行存款有银款亦有洋款。普通办法存户以银来存则记银两账，于是用银两准备；以洋元来存者则记洋元账，于是又须有现洋准备。以两种准备之故，遇洋元需要多时则银行须厚集现洋准备以应提取，遇现银需要多时则须厚集现银准备以应提取。目今银根既紧，各银行遂极力吸收现银以厚准备，于是银根遂愈挤愈紧矣。
职是之故，各银行遂谋救济之道，其道为何？即近日盛唱之“银洋并用”是已。银洋并用由银行公会议定:
1380元=1000两。
此式即以千三百八十元当规元银千两行使，每元按七钱二分四厘六七三一核计即:
0.7246731×1380元=1000两
其所以取此数者，盖此数为洋厘之折中数目，因洋厘涨落不一，故取其折中数而依之换算。有此规定则有银解银，无银可用洋代替以济其穷，良法美意固堪钦佩，深恐不能见诸实行耳。
盖数周来银拆高至七钱（拆息即银子每千两每日之利息），一日七钱，十日七两，一月二十一两，一年二百四十二两，约合二分五厘利率，不可谓不高。然此尚系明盘，因钱业公会规定拆息最高不得逾七钱也，实则暗盘有至二两者，依二两算，则银一千两一年有七百二十两利息，是合七分二厘息也。
利息之高如此，买卖如何能做，故银行公会特设此法，以为银利既高可不用银而以洋抵算。反之，洋少则用银代（鄙意以为洋既可代银则银亦可代洋），彼此互相补救自可免除恐慌，如是行之既久，则用洋之习惯已成。规元可以免去，而洋元之势力遂统一。
如是理固不错，但事实则不然。盖钱业中人亦深有计虑者，持筹握算，岂让银行诸公？兹就两方面所持之理由分述之:
（甲）银行公会主持银洋并用之理由有三:
1、可以吸收内地洋钱“丰年洋散于鄕，荒年洋集于市”。此语由来已久，盖丰年内地收成好，其物产到上海，而上海之洋元遂入内地；荒年内地乏食，上海之粮食到内地，而内地之洋钱遂集于上海。昔日此情景良确，而目今则局势略异，丰年洋散于鄕是真，而凶年以赈灾之故，洋仍归内地不集于市。则是洋元一入内地便不复回。若何而召之使回乎？银洋并用则洋元亦有“拆息”（今日只有银拆而无洋拆），洋钱有拆息则内地洋钱自来，洋钱去而复返，银根自不患紧。
2、可无须两种准备。两种准备殊不经济，银洋并用，有一即可。
3、造币厂可源源供给洋元。宁杭两造币厂鼓铸洋元，向以洋厘涨落为转移。洋厘涨时，造洋有利，则极力加工赶铸。至洋厘跌时，无利可图，则散工停铸。今定洋厘为七二四六七三一，则币厂铸币，自可随时铸造。
（乙）钱业公会不赞成银洋并用之理由如次:
1、对于造币厂未必有信用。上海造币厂迄今尚未成立，曩曾借款250万，不敷，欲续借三百万，未成。前者之250万乃本国银行借予者，后者尚未定。该厂创办工程师为美国人，经手购买机器，风闻因有滋人疑虑之处，致隳信用。且厂长又受政局之影响屡屡更动。以如是之故，造币厂所造之洋元，谁其信之？
2、钱庄之利丧失。上海各钱庄有银账而无洋账，例如存户以银元来存，彼则照市价减一二五或二五折合银两（银两有利息--拆息--洋元则无利息，故存户亦愿合银两），至提取时则照市价提高合算，一出一入之间即得许多利益。若银洋并用，废止规元，则钱庄不复能得此利益，宜其反对也。
3、银洋互换之法定比价恐不能维持。银洋并用，其结果恐将与复本位制度之下金银幷用之结果相同。即金银之间因有法价，致二者之一，其市价较法价贱者辄为人所行使，金贱则用金而不用银，银贱则用银而不用金。忽金忽银，使法价不能维持。至于银价跌落过甚之时，则法价不能不破，观美、法往事可知。今银洋并用，洋厘定为七二四六七三一，虽为公盘，然遇年关洋钱回笼之时，洋元底富，难免不有暗盘，此时洋元多，暗盘必较公盘下落。反之，如洋元底紧则暗盘恐上涨而高于公盘。是故银洋并用，其法定比例维持之困难一如维持金银之法定比价。结果暗盘与公盘相差太远则法价亦必至打破不能维持也（鄙人以为此层似可无虑，盖金银法价之所以不能维持者，因银产量加多致银价日趋下落，金银之产量彼此不相适应，因而金银间之法价与市价之差过大。至于银两与洋元则为同一物质，苟洋元之成色仍按目今之成色鼓铸毫不减少，则不患法价不能维持。盖诚如所言有法定比价之二物，其中之市价较法价低者为人所使用，则是洋元市价贱于法价时，用洋者必多，需要既增，则洋厘必复行涨高。反之若洋元市价贵于法价，则用银者必多，洋元之需要减，银子需要多，则洋厘必复降落。如是之作用可以维持法定比例，故可无虑其有过度之涨落。但最重要之前题即洋元之成色必须不变。若偸减洋元之成色，则又作别论矣。是故造币厂办理必须良善，化验必须精密）。
4、上海将由现银码头变为纸码头。上海为现银码头，大宗买卖收付计算均用银子。银子之需用多，故银子缺少；而中外银行间之借贷，收付均以元宝大条往来搬运。但如果用银两钞票似乎可以补现银之缺，而省搬运之烦，惟实际上不可能，其故盖有数端：日用买卖物价均用洋码，只能用洋钱钞票，一也。洋钱钞票一元即可兑得一个实质之洋元，银两钞票，每钞如为一两则无实质一两之银锭可以换得（规元只为名称，实银为五十两一锭之元宝），二也。上海用规元，其他各埠则不用规元，而洋钱则到处通用，三也。
有此三因，故不能有银两钞票（今日有人提议用 汇丰之迟期银两支票专供 上海划账之用，系另一问题），若一旦银洋并用，洋可以代银，则发行银行自可以多发钞票，当兹政府不能实行取缔之时深恐滋滥发之弊，其结果将使上海用银码头变为用纸码头，危险殊甚。此层理由颇为有力。
以上两方面之理由已略述之。余对于银洋并用非不赞成，所虑者不能实行耳。与其不能实行，不能达到废两用元之目的，曷若直截了当实行自由铸造，以为根本解决之为愈乎？至其不能实行之理由，则因华商银行之势力不敌钱庄故也。盖上海对外贸易权在外人，款在外商银行，内国商人则与钱庄往来。华商银行处此两大之间，左右无依，所谓“穷嫌富不要”者是也。于是惟有以买卖公债或讨先令为业。
上海银行入公会者有二十二家，其间并无多大往来，盖其所收之票据除外商银行与中国银行票据及钱庄票据而外，彼辈之票据则几等于零。至于各钱庄则有钱业公会，各钱庄每日至公会轧账一次，名曰“轧公单。”其办法似淸算所。华商银行收得之钱庄票据不能直接至钱业公会去轧，惟有托钱庄代办。钱庄代办必须银行有存款于其庄内方可，盖恐银行应付者多于应收之数时，钱庄既代轧必须代垫付，而钱庄对于银行之来托者只许存不许欠，各银行亦无如之何，惟有俯首就范，是故钱庄之势力愈积愈厚。新开之银行欲营业必须联络各钱庄，如有百万资本即须存几十万于钱庄，否则不能周转，尚何能营业？故多一新设银行，钱庄即多一笔外财。盖行存不过三四厘，钱庄则以一分放出去，利用银行资本做他自己生意，于此可见钱庄势力之大矣。
进一步言，即令钱业公会在现状之下，竟允肯银洋并用，而尚有一外商可以从中作梗。不惟外商银行势力甚大，即海关每年数千万税款均用银子，其势力亦至雄厚。故欲用洋代银，于钱庄而外尚须疏通外国银行与海关。如何疏通？曰先实行“自由铸造”。
就现状言，能铸币者只少数有特权之银行，铸币只此数家得利，当然招人之忌而莫肯就范。况初议创立造币厂时 英人主张用英款、英技士、英人管理，还款由关余扣。我国人则主张用中款、中国人管理、由盐余付。
二主张完全不同。结果我国人占胜利，由华商银行借款250万，尚短300不见筹得。英人已不满，且其后聘技师，买机器一切皆假手于美人，英人衔恨更深。况美人所办之机器买价过昂，尤招英人之忌。
今日机器早到尚无款交付，英人方静待机会之来参与造币事宜。岂肯于未实行自由铸造之先将规元废去乎？抑尤有进者，今日国外汇兑皆以规元计算，而外国银行运银出，亦用宝银，盖其成色可靠也。若运洋元出口则须照成色不足之数补贴，所受损失为数不赀，以故今日购买国外汇兑只能用规元不能用洋元。若欲废去规元必须达到用洋元买外汇之地步，但欲用洋元买外汇必须先实行自由铸造，决非“银洋并用”之办法所能奏效。
故吾谓此问题非华商银行一方面之问题，须合各方面之力以赴之，庶乎可成。一方面由总商会，华商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他方面由洋商会，外国银行公会与海关联合一致，协力同心，使上海有一完备之造币厂，实行自由铸造。果能成色好则价值定，彼外商亦何乐而不弃烦重以就轻便哉？试举一例以证之。例如英美烟公司在北京、张家口一带每年营业千数百万，须汇到外国，其手续烦重有如下述:
（一）零售有铜子、辅币、铜子票，小洋均须折成大洋；
（二）以大洋买规元银；
（三）以规元买先令（英汇）如是折算，费事甚多，彼岂乐为哉？
故吾谓苟能划一成色，确定价值。洋商亦乐用洋元，借以减少折合之手续及损失矣。
近有人主张用公库兑换券，由上海华商银行组织公库发行之以救金融之急，此问题颇有硏究之价值，拟另作专题讨论之。
（陈小兰笔记）
天津行化银：是近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区域银两制度，它产生于 19世纪 60年代并在银两市场的整合中取得优势，行用范围不断扩大。经过庚子事变冲击后，行化银两制度在政府、商会、银行、炉房等多方力量的博弈下不断调整，其实银基础化宝银逐步退出货币市场，但其价值尺度和记账货币功能不断强化并在 20世纪 10年代发展成为天津的标准虚银两。行化银在近代天津货币兑换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和商业清算市场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与作用，然而，由于银元势力的扩大，政府强力推行以银元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导致以行化银为代表的虚银两制度处于危机之中，最终完全被银元取代而退出历史。
规元：是近代上海通用的银两计算单位，也被称为豆规银或九八规元。它是在1933年以前在上海作为记帐货币使用的。规元主要用于记账，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而是通过上海银炉铸造的二七宝银来折算。例如，如果二七宝银重五十二两，加上升水二两七钱五分，合计纹银五十四两七钱五分，然后再除以0.98（因为0.98是当时的金价），就可以得到合规元五十五两八钱二分六厘，这就是所谓的“九八规元”的由来。
库平：清政府收征租税，出纳银两所用衡量标准，订立于康熙年间，1908年清廷度支部拟订统一度量制度，规定以库平为权衡标准。库平两为37.301克。
关平：即“海关平”，近代中国海关收关税时出纳银两所用衡量标准。关平之役起于中外通商，见之于正式条约规定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关平两是37.7994克。1930年2月，国民政府以海关金单位取代之。十九世纪末，关平一两折合581.55英厘（grain），即37.68克。
马寅初（1882.6.24—1982.5.10），名元善，字寅初，出生于绍兴小皋埠，后随父迁居嵊县浦口，祖籍在嵊县谷来镇，无党派人士，经济学家、银行家、教育家和人口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原浙江大学校长。
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冶矿专业；
1907年获得官费留学资格进入耶鲁大学学习；
191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底，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1911年6月通过题为《中国的公共收入》的硕士论文，取得文学硕士学位；
1914年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16年回中国后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1919年担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
1921年9月28日被聘为上海商科大学教务主任；
1922年被中国银行聘为钞券主任；
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南京大学、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任教；
1938年初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专任院长兼经济系教授；
1940年12月6日因抨击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被蒋介石逮捕；
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1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60年1月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1979年9月被平反，担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
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
马寅初主持操刀了当时很多重大金融改革。1917年，马寅初协助梁启超（时任财政总长）完成币改计划；针对大批外资新式银行落户上海、天津等租界，他到上海牵头组建“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并成立了中国国内最早的专业经济学术研究团体——经济研究会，旨在加强金融界、学界与商界联络，共同发展进步，协力抵御外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他第一个宣介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特别是在《中华银行论》中介绍了再贴现工具，又率先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用元案》，推动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等。这种教学、实践、研究和组织相长的经历，使他成为民国经济金融界的权威，从而担任立法院委员（连任四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主持制定了不少金融法规，如《票据法》《交易所法》《银行法》等。
银根，是旧时中国用来表示金融市场上资金供应状况的习惯性称谓。在废两改元前，中国的金融制度是银本位制，市场交易多用银两，故习惯上把货币资金的供应称作“银根”。如市场上借款者多，出借者少，即市场资金供给小于需求，叫做“银根紧俏”或“银根紧”；反之，如市场上出借者多，借款者少，即市场资金供给大于需求，则叫做“银根松疲”或“银根松”。金融业务活动及其有关理论研究中，仍沿用这些习惯用语来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