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五月初三日/公元1909年6月20日《申报》：国家理财之道亦多矣，从未有经铸造货币为理财之一端者，有之，自今日始。近十年来，我国举办新政，财用日绌，当局者仰屋谘嗟，计无所出，不得已纷纷鼓铸铜元，以不及五文之物而取十文之价，盈余之丰，无出其右（余利既多，故私铸之风甚盛）。不知货币非物品可比，物品有消耗，货币则异是，不过流行商市，彼此授受而已，
宣统元年五月初三日/公元1909年6月20日《申报》：
国家理财之道亦多矣，从未有经铸造货币为理财之一端者，有之，自今日始。近十年来，我国举办新政，财用日绌，当局者仰屋谘嗟，计无所出，不得已纷纷鼓铸铜元，以不及五文之物而取十文之价，盈余之丰，无出其右（余利既多，故私铸之风甚盛）。不知货币非物品可比，物品有消耗，货币则异是，不过流行商市，彼此授受而已，卒无丝毫消耗之存于其间也。
铸之不已，年复一年，遂酿成银贵钱贱之结果，大起恐慌之现象。远地姑不论，即就江浙言之，先后据访员函电报告，浙江各属，每银元一枚可兑铜元150余枚，江苏各属亦可兑130余枚，夫铜元之本位，原定当制钱十文，则每银元一枚兑足铜元100枚最为平衡，即不然而至110枚、120枚已可谓达其巅矣，今渐增至此数，潮流方张，岂有止境？寖假160枚、180枚或至2000枚，则又将如何？
银贵钱贱之害，受其影响之最大者，为商贾贸易。商家进货均以银计，或用两码，或用元码，而门市交易则以钱计，当此银贵钱贱之际，出入相抵，所耗甚巨，是以加价、改码之传单、议规层见叠出，而一般人民之生计界，遂亦大受影响矣。
此次征银、解银之议【指江苏奏请改革征银解银办法，以减少地方政府亏耗】，亦由银贵钱贱而来。则铜元之滥铸无限，诚所谓国计民生交受其害者也。虽然商贾贸易、官吏征赋因银贵钱贱，而所受之害尚不为甚，且显而易见，犹有补救之策。
至影响小民之生计，上者则隐而不发、伏而难见，非洞悉民情者，乌能知之。百工技艺之流，肩贩走卒之辈，终日劳动，仅得数百文，以之量米数盐，因银贵钱贱之故而暗受其害者，何可胜数？日常需用之物，均已加价或改码矣，而零星交易及服务劳工，值势难屡增价额，或径改洋码，所入以钱价，所出以银价，其中亏耗，非一言所能尽。
小民愁恨之声传于里巷，闻之至可悲惨。今日生计之艰难，可称已极，是以游手之徒、窃盗之流亦日见其多，殊非国家大局之福，为民上者，不急急谋补救之方，以苏民困，则后患诚有不忍言者。
我言及此，我滋惧矣。
上岁，浙江嘉兴各属叠出铜元减折之案，地方官临场弹压，劝惩并用，始得无事。近者，松江亭林、叶榭诸镇亦有铜元减折之事，风声所播，匪徒乘间生事，以致阖镇罢市，几酿巨变，此皆铜元恐慌现象之见于事实者也。
抚今思往，深堪寒心于此。不谋良策以济其穷，则铜元减折之事，岂惟见于江浙而已？恐其余各省亦将竞起以继其后也。夫钱价与银价相距愈远，则民间交易愈趋于恐慌，通都大邑虽不敢悍然发难，俣穷乡僻壤、与府县治相隔甚远者，商店买卖因亏折太巨，势必狡焉思逞以为尝试之计。乡愚无知，一倡百和，风潮之起，即由于此。尤可虑者，小民生计益艰，凡小贩杂役之流急虑加价，之不遂，亦必铤而走险，附从减折之说，此地发难，他方效尤，沛然若江河之决，虽有大兵以慑其后，恐亦无济于事矣。
总之，银贵钱贱之害，在绅富之家，无甚关系，必无倡议减折之虑，商贾贸易、小民生计日趋艰难，一迫于事势，一限于境遇，必有悍然不顾，轻于尝试之举，此非当事者之好为作乱也，诚有使之出于此途者，在物以罕而贵，即以多而贱，铜元之价日贱，即基于出货之日多，货既多而折价，乃市价涨落之定理。
我国之币制，既无定衡，银有银之价，钱有钱之价，且时有涨落，一若与百货共为盈虚者，则减价以计，亦出于大势之无可如何耳。主持财政者，不于本根上有所计议，徒号于众曰“铜元当十，不准减折”，有何济哉？
有一事，尤足为铜元减折之引线，现在商店买卖之际，凡购不满十文之货而以银元出偿者，买者既不愿找价，即找，亦不足，漫然以铜元当九当八答之，买者以一二文无甚关系，也輙隐忍，不与较积之。既久，必有以此为铜元减折之据者，而毁店罢市风潮，即因之而起矣，当局者可不预谋补救之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