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元年四月十七日/公元1909年6月4日《申报》：铜元为祸，等诸洪水，几怀襄于士农工商间，其害既如昨报所述，顾犹未已也，何以？故曰，铜元之来源未塞，方日夜浸淫，蔓延横决，其充斥将数倍于今日，其流祸亦将数倍于今日，顾今日铜元之祸，已非细流绢绢之势矣。其来源既不易杜，其横流又未易平，不塞其流，铜元之祸固有继涨增高之势。欲划补救，必先杜铜元之来源；欲
宣统元年四月十七日/公元1909年6月4日《申报》：
铜元为祸，等诸洪水，几怀襄于士农工商间，其害既如昨报所述，顾犹未已也，何以？故曰，铜元之来源未塞，方日夜浸淫，蔓延横决，其充斥将数倍于今日，其流祸亦将数倍于今日，顾今日铜元之祸，已非细流绢绢之势矣。其来源既不易杜，其横流又未易平，不塞其流，铜元之祸固有继涨增高之势。欲划补救，必先杜铜元之来源；欲杜铜元来源，必先知其来源所在。试先言铜元充斥之由来。
盖铜元之由来，非一途矣。其一由于各省之鼓铸，一由于市侩之私铸，一由于外洋之私贩，此数者，固人人能知之。夫铜元之本值甚微，而代价极贵。一枚之值，不过三四文或四五文，而效用则当十。故不惟奸商市侩、罔利之徒私购手摇机器或其他旧机器改制私铸铜元，法所难禁，私造偷铸仍不乏人，然其为患犹小焉，盖手摇机所出铜元有限。外洋运入，其势无穷，购买铜坯，存本较重，外洋制造，本值较轻。故私铸之铜元既不能不禁，而外洋之滥入，更不能不设法以严为之防。
闻有某国兵轮载运铜元驻泊口外，有往兑者，每洋兑180元【枚】，某有镇小钱店每洋亦兑160元【枚】，盖某钱店即某兵轮之机关部也。
其余若烟台、若天津等通商各埠，或运铜元兑换，或运铜元购物，莫不获其大利以去。故不早为设法严防，中国益将贫弱而不可救。盖各省鼓铸之铜斤既多来自外洋者，则中国购买铜斤之费，已丧其几何之利益；及私运滥入，而我国又丧其几何之利益。故自各省鼓铸铜元以来，各督抚所得之利益少，而外人及奸民所得之利益多。为今之计，莫若各省先停铸，则铜元之内源塞，而后设法禁私铸、禁私贩，则铜元之外流亦塞。
如果前说行，则未铸、未运之铜元诚可稍杀其势，若已铸、已运之铜元，其充斥仍如故也，是亦当议一补救之方法。
铜元减折之风潮，去年盛于浙江，近日且影响于洙泾、奉贤等处，虽经县令亲往晓谕，其祸迄未稍息。说者谓，铜元减折，亦未始不可以行，盖私铸私运之多，由于获利之厚，若一经减折，则获利稍薄而私铸、私运者因是乃少，此一说也。且不减折，则减折行用市集之铜元，灌输于不减折之市集，若一经减折，则不但足以抵制他省铜元之输入，且可以本省铜元之灌输于他省，此又一说也。
顾前由之说，则减折一二文尚不能生其效力，必至如鲁抚所奏， 减折至四五文，方可由后之说，则是以邻国为壑而非善全之策也。况减折之说，一则奸商豪贾任意高下，或八九文、或六七文不等，不第钱制因而大坏，而既抬之物价，店肆未必能复平，而平民再受减折之累，则一般贫民尚足以图其生活耶？故为今之计，莫若一面定法偿，以十铜元为一角，十角为一元，满洋用洋，满角用角，而更铸不及十文之铜元，以为相辅，如此，则铜元充斥之祸或可稍息乎。
今铜元之充斥已如彼，而官民之受累又如此，于此而不急图抵塞、急图补救，鼓铸者虽停铸、未禁者虽严禁，而流弊所至，贫民将不止于打店，商店将不止于罢市，工人将不止于罢工，州县将不止于亏累，其变故仍不少也。至如何妥善筹划，悉心考究，以除铜元之害，则责在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