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公元1908年9月13日《申报》：伊古以来，中国习用铜币，一币之值，须与成本无参差，乃足以畅行而无阻；成本过重，溢于市值，则私毁多；成本过轻，不足市值，则私铸多。私毁多则患钱荒，私铸多则患钱拥。就最近之时代论，自光绪三十四年间迄于二十七八年，钱值日昂而有恐慌之象，则以顺治、康熙、雍正、道光之制钱逐渐私毁也。 自三十年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公元1908年9月13日《申报》：
伊古以来，中国习用铜币，一币之值，须与成本无参差，乃足以畅行而无阻；成本过重，溢于市值，则私毁多；成本过轻，不足市值，则私铸多。私毁多则患钱荒，私铸多则患钱拥。就最近之时代论，自光绪三十四年间迄于二十七八年，钱值日昂而有恐慌之象，则以顺治、康熙、雍正、道光之制钱逐渐私毁也。
自三十年来迄于今，钱值日贱而有充塞之忧，则以津鄂粤苏闽浙各省之铜元日多私铸也。前之制钱衡以现时之铜值，则为成本过重，安得不私毁？今之铜元衡以现时之铜值，则为成本过轻，安得不私铸？利之所在，虽有禁令弗能从矣。
法之行也，自上始。铜元之流通，期于钱粮、关税一律完纳，宪示煌煌，民未忘也。乃行之未久，钱粮或三七搭用，关税或峻拒弗纳，于是铜元之信用稍稍失矣，而民生日用，方以铜元充斥，物价飞腾，愀然怨詈之言或于道路。官吏闻之，辄曰“是奸商居奇也”，不知商亦有不得已之苦衷。
再，假如每洋兑铜元千文，所进货物值洋一元，即值钱千文，翌三月，而每洋兑铜元一千一百文矣，其售出之钱码，仍照进货时计算，即每洋一元折阅百文，于是，不得不相率而加价。继以加价不利于众口，且虑滞销也，又相率而改洋码，即不用铜元之别名也。以今钱串如是，其飞增无已，其无形之加价，甚于有形，迺（即：乃）官吏弗能禁，且尤而效之。有结合团体，为以银征银之请，是亦不用铜元之别名也。其无形之加赋，甚于有形。官既不用铜元，商亦不用铜元，惟贫民工价所得，率多铜元，而日用所需倍蓗于畴昔【以往】，其不迫而为盗贼者，几希。
前此，朝廷悯民间疾苦，停铸铜元，然且以强轻为重，获利过厚，私铸仍不能禁，约致钱串继长增高，莫可抑遏，民间疾苦，仍不得舒，且加厉焉。于是减折之举、罢市之风四方响应，大吏函电交驰，饬州县申禁，民之懦者，不敢复申，前说其强者，悍然不顾，莫敢如何（浙属多八折及九折用），噫！法令不行，岂尽可委过于民者乎？兹大可忧也！
或曰，各国现行铜币，亦未尝不强轻为重，以求余利者，如日本之当十铜枚，其轻重与中国相等，然其圜法秩然，不闻铜元有充斥之患者，盖认定价值，铜币仅仅为辅助用，铜元为辅助品，正本位，限法偿，夫是以有利而无弊也。今中国非以铜元为辅助品，直以铜元为本位而已。铜元为辅助品，有法偿而限之，虽强轻为重而流弊自少；以铜元为本位，无法偿以限之斯强轻为重而流弊滋多。斯亦中国受害之本源乎。
度支部探晓此理，乃有划一币制之奏，以七钱二分银元为本位，自余银角、铜元为辅助币，循是行之亦未始，不可稍救钱拥之害，乃法偿之限，非惟见诸施行而过量之铸，则又形之章奏，铜元之害仍横溢而未知所终，斯真商民所大惑不解者。
按前此部铸铜元定章，本云斟酌市面盈虚以为收发，揆之目前情形，不遽收回，无以平市价，乃各省大吏迄不一提者，良以财政竭蹶，万难照章，斯犹为商民所共谅，最不可谅者，铜元之拥挤，震动市面如此恐慌，各省仍藉口于余铜尚多、亏空尚巨，相率而请添铸；部臣又循疆吏之请而准之，各省一齐开炉，指顾间，事害民之政，贻于何底乎？昔胡文忠之言曰：剥民自剥其身也，如割肉以充饥腹，未饱而身已残。铸铜元以求余利者，何以异此？不得不为部臣、疆吏正告之曰：勿以是累民，勿以是误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