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九日/公元1908年7月7日《申报》：球分两半，洲列以五，环而国者奚止数十，而币制之错杂败坏，未有若我中国之甚者。既无法定之正币，又无确认之辅币，虽旧日所有制钱于交换买卖时可补银货之不足，然无论如何，巨额皆得以钱支付，已大失补助之性质。制钱废而铜元行，民间隐受其害，益不可究诘，官利其有羡余可攫，昕夕皇皇，开炉铸造。而我国一般商人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九日/公元1908年7月7日《申报》：
球分两半，洲列以五，环而国者奚止数十，而币制之错杂败坏，未有若我中国之甚者。既无法定之正币，又无确认之辅币，虽旧日所有制钱于交换买卖时可补银货之不足，然无论如何，巨额皆得以钱支付，已大失补助之性质。制钱废而铜元行，民间隐受其害，益不可究诘，官利其有羡余可攫，昕夕皇皇，开炉铸造。而我国一般商人，丁此铜元充塞，货价日增，又不明计学之原理，不规时势之远大，徒狃于个人眉睫之利，自欺以欺人，如近日嘉兴等处，嚣嚣然创铜元折九之说，夫亦大可异矣。
闻之经济学家言曰，价格之高下，因需要、供给之关系而定者也。需要增加，供给减缩，则价格必昂贵；供给增加，需要减缩，则价格必低落。求其无增无减，俾需要、供给各如其分量，必注意于分配一法，以为平均价格之标准。
本年自春徂夏，仅五阅月，铜元之充斥，几非意料所及。每银一元，兑价骤增百余文，良由官炉增发、无艺私铸，日出不穷，供过乎求，遂不免有钱祸之叹，不为拔木塞源之计，徒逞其抑勒之惯伎。
改折九文，以为能若是、铜元可不麾而自去，曾亦知官炉、私铸果因一文之短减而即日停止乎？不能即停，铜元必有加无已，将减至八文七文或五文以下乎？按目下沪市每银元兑钱1220文，合铜元122枚，若折为九文，应合铜元135枚核算，方能划一。今闻嘉兴等处，自减折后，洋价仅作1100文，亦合铜元122枚，是阳折九文、阴仍作十文，小民以银易钱，以钱购物，一转移间，百余文已不翼而飞，彼铜元仍可继续入境以易银而去，如是而谓抵制输入，有是理乎？！
或曰折九之说不能抵制输入，商人亦筹之已熟，顾自钱价日落，百物之以钱计值者，日益贵。在昔，存本一元之货，售钱1300文便可获什一之利，今已无利可图矣，增价则虑滞销，减售则嫌蚀本，不得已，折铜元为九文。货价亦随之九折，以示大公而坚众信。
试思，铜元折价，有形者也，货物折价，权操诸商，果否减折，无形者也，即一律九折矣，积之既久，或藉口来源之昂贵，又增其价而取赢焉，孰得而议其后哉？朝三暮四之术，我国商人本忧为之。货价之九折，其名铜元之九折，其实商人自为计则善矣，其如升斗细民之困穷无告何？
不特此也。凡民间钱数之支出，最巨者莫如钱粮。浙省各县，银价不同，姑勿论。即以苏省言之，每银一两，征钱2200文，本年以钱价陡贱，官无盈余，计臣但恤官穷，罔顾民困，每两准加200。官固大受其利，而民乃愈受其困矣。其次，莫如典肆，典肆之设，原以便民，月利一分、八厘定章，固不为寡矣。比年，洋钱价目，涨落悬殊，典商以出入暗亏，禀准加利二厘，共计月息至二分之多，已大背便民之初意。若铜元折为九，则既当加利之苦，又受折钱之害，小民物力维艰，有限之脂膏，何以堪无穷之剥削？其有不铤而走险者几希？
要而言之，铜元折价一事，揆诸经济学之原则，及参以今日情势，固有百害而无一利者也，夫医者之治，疾必深察；夫受病之处，而后温凉攻补，各适于用，治其标而忽其本，虽或奏一时之效，终必溃败而亡。
铜元之为民患，溯其原因，不外两大端，曰本微而利重，私铸之层见迭出也，有出而无入官场之拒不收用也，其第一原因，固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第二原因，则惟民知之、民言之；官知之、而不欲言之，且不愿民举是而诉之。一若经济上损害，小民有应受之理由者，故为今之计，商界宜为急激之进行，联合团体，要求大吏速停官铸，严禁私铸私运，则铜元之来源绝，一面严札地方府县各税卡、银漕杂税，不得藉词拒收，违者干参处，则铜元之去路通，供者、求者两无偏倚，或可暂纾目前之急，庶银铜两价，各剂于平。钱价既平，速定本位之制，令一国中本币、辅币各收维持统一之效，毋倾侧而趋于一端，致国民常陷于恐慌之境，其庶几得久要之道乎？识时君子，或韪予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