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公元1908年7月1日《申报》：货币者，所以便懋迁而为易中者也。自圜法坏而其害遂不可胜言。夫货币供社会之使用，莫不视为价格之标准，交易之媒介。惟必经国家之法令，视为法货，而后可以完其效力。自前，鉴于钱荒之弊，令各省鼓铸铜元，一机之出，每日约数百万缗而，于是铜元充斥之害，愈于钱匮，推其祸之由来，悉数几难尽述。 夫中国币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公元1908年7月1日《申报》：
货币者，所以便懋迁而为易中者也。自圜法坏而其害遂不可胜言。夫货币供社会之使用，莫不视为价格之标准，交易之媒介。惟必经国家之法令，视为法货，而后可以完其效力。自前，鉴于钱荒之弊，令各省鼓铸铜元，一机之出，每日约数百万缗而，于是铜元充斥之害，愈于钱匮，推其祸之由来，悉数几难尽述。
夫中国币制之本位，既无银与铜之可言，然既认铜元为法货，而完赋纳税不收，其胚胎输自外洋，则入口又无限制。现各省鼓铸已暂停，而入口既多，私铸无限，无非由于价格微贱而相抵甚巨。一元之值约二三文，而相抵乃十利之所在。法所难禁，必然之理。
盖货币之适于交易之要件有六，而铜元仅有其一。
一、价格以有一定标准为适。而铜元则有畸轻畸重之分，有九钱十钱之判，则价格既无一定之标准。
一、须具社会一般公认价值。而铜元则本二、三而当十、九，更无公认价值可言。
一、须本质一样。而铜元则本质不隹，而糅以铅质。本质既异，成色亦殊，则无一样之本质。
一、须量少而价高。而铜元则量虽少而价不高，不利储蓄，则无高尚之价格。
而所有者，惟有不易磨灭耳。
夫造币之初，既违其性质而承其弊者，又不能善为补救。而无识者方且挟其减折之说，以为提倡。不知此不特不足以止其流弊，而其弊更甚。夫铜元之本质既微，固无论折至九文八文而其充斥如故，即折至五文六文，而其充斥仍如故。盖折至五文六文，其利虽微而其利仍在。
今之所谓杜绝铜元充斥之弊者，不外以下诸说：
一、禁止铜胚进口。
一、禁止各省私铸而究之。
进口难期禁绝，私铸未易尽除。而行商坐贾、小纪营生者流，受其影响。于是起而议，概用洋码者有之，铜元减折者有之，甚至如宁波小贩，欲减折铜元而致成罢市之举，实为减折无当于挽救之明证。且减折之举一行则折多折少任意高下，而币制之坏将更不可收拾。
今若补苴隙漏，不于根本上竭力设法，而仅议遏议、禁议、减议改之，为无当于事实也。盖不按其货币性质而因陋就简，势必防弊而弊愈甚，除害而害愈多。故救其弊者：
一、须具社会一般公认之价值。货币为交换媒介，夫欲换取有价值之物，则其本体不可无价值；又欲标准各物之价格，则其价不可不为社会一般所公认。
一、立法偿。夫欲立法偿，当先正本位。中国号称用银之国，其实无本位可言，故必本位既定，而后他货皆为辅助，而限其法偿。
民间贸易，满大洋者不准用角；满角者不准用铜元，若是，则国于圜法、商情两有裨益，否则，外洋之私铸既未遏除，而京师之铜元转瞬又至。铜元之值将愈贱，银两之值将愈昂，商贾不能不将物价抬高，贫民营业所得甚微，而日用所需或将倍蓗，近蹈京师之覆辙，远沿咸丰铁钱之祸，在于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