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公元1908年4月24日《申报》：京师以铜元充斥，市面大坏，朝廷特派重臣设法疏通，其所以为疏通者，无他，弃疾于江浙而已。今已有一千万铜元由津运沪，后日联翩而至，沪上岂能容纳？亦弃疾于内地而已。使通国铜元，只有此数，则无论江浙之为难与否，姑为京师据尾闾之任，犹可言也，若铸者仍铸，不铸者日铸，新铜元日出不穷，虽有无数江浙，不能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公元1908年4月24日《申报》：
京师以铜元充斥，市面大坏，朝廷特派重臣设法疏通，其所以为疏通者，无他，弃疾于江浙而已。今已有一千万铜元由津运沪，后日联翩而至，沪上岂能容纳？亦弃疾于内地而已。使通国铜元，只有此数，则无论江浙之为难与否，姑为京师据尾闾之任，犹可言也，若铸者仍铸，不铸者日铸，新铜元日出不穷，虽有无数江浙，不能为之宣泄，而商界之大患，即在眉睫间也。
沪杭甬拒款问题发生之日，即东三省借款问题发生之日。若以沪杭甬之款移之东三省，岂不两便？而政府不为也（笔者注：拒款运动，指江浙一带铁路建设，中国人拒绝政府向外洋借款，利源外溢，主张全民筹款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社论意指江浙铁路向外洋所借款项恰可给东三省使用，这样就避免了一次向外洋借款，利源外溢之事）。则曰，此为交涉问题，英人注视沪杭甬之路，不可移也。
若铜元问题，外人并不干涉，京师议销铜元，与湘省请铸铜元，同时发生。若以京师之铜元移之湘省，岂不两便？而政府又不为也。是何也？铜元之利，以四易十，各省进款，除地丁、关税、厘金外，以此为大宗。公费出于此，私囊饱于此，为官之生活品。湘省不自铸而搭铸于鄂省，名为节省局费，其实前鄂督为重内轻外之计，夺湘省之利而私之鄂省。湘省官场心不平，故急欲争回利权，枢臣亦不欲偏枯湘省，故移者自移，而不移之湘省，若湘省之与京师，痛庠不相关者。西人谓中国之十八省，如十八国，信然总之。政府视线，只在铜元之余利，至铜元之性质若何、功用若何、与关系于商界之利害若何，固未当梦见也。
夫西商与华商交易，计金镑， 华商与华商交易，计银两。金贵而银贱，以多数之银，才能吻少数之金之货，则洋货无不贵。大商与小商交易，计银两，小商与内地商民交易，计铜元，银贵而铜元贱，以多数之铜元，才能易少数之银之货，则进货无不贵。而此铜元者，对于银两，一方面则有日贱之趋势，对于制钱，一方面反有常贵之资格。乡民以钱数与铜元比较，常觉所出者之多，商民以银数与铜元比较，常觉所得之少于是。进货日贵，而出货反日贱，夫贸易之公例，必进价与出价贵贱不同，乃有盈亏之可言，今则进出同价，而已受巨亏，则不亏者其谁？
不亏者有之矣，钱业是也。以现势论，天津市面银元一枚，可兑铜元126枚，上海市面银元一枚，可兑铜元116枚。彼以铜元116枚兑上海之银元一枚，又以银元一枚兑天津之铜元126枚，又以铜元126枚兑上海之银元，则所得之余利为铜元10枚，数百万之铜元装巨舰，除去水脚费，所得尚不资。中国用银，最不划一，国民受其害而银号受其利，山西人多以之起家，人称之为“银蠹”。钱庄之于铜元亦然，谓之“铜蠹”可也。
虽然一业利、百业弊，至于弊极，必思变计，则必改货价之钱码为银码，而趋势所极，必专用银角而不用铜元，则银角日贵而铜元可贱，至如泥沙。不观火车站乎，车费计银角，不收铜元。有人不带银角，虽予以加倍之铜元而不允，若百业如此，将用铜元于何地？届时，市面之恐慌，不知若何也。而且铜元之质，铜少铅多，日久萎化，可竟为泥沙而无分毫可以还炉之原质，届时市面之恐慌，不知又当如何也。总而言之，赔款者，外人吸吾膏血也，铜元者，政府吸民膏血也。二者皆亡国之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