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元1908年2月23日《申报》：世界之钱法，未有敝于吾国者也。五年以前，银贱钱荒，各省遂仿铸铜元为补救之计，官场既得仿铸之利，几忘其为补助货之性质，无南无北，无昼无夜，力以赶铸之，是由铜元益多，制钱益少，钱荒之患较之未铸铜元以前，或且过之。 夫铸铜元，本以救钱荒，而制钱反以铜元而益荒，官民商贾各方面无不直接受害，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元1908年2月23日《申报》：
世界之钱法，未有敝于吾国者也。五年以前，银贱钱荒，各省遂仿铸铜元为补救之计，官场既得仿铸之利，几忘其为补助货之性质，无南无北，无昼无夜，力以赶铸之，是由铜元益多，制钱益少，钱荒之患较之未铸铜元以前，或且过之。
夫铸铜元，本以救钱荒，而制钱反以铜元而益荒，官民商贾各方面无不直接受害，以是知无限之计数货制其流弊至于若是之甚也。朝廷思救其弊，近来乃有加铸一文新钱之制。
夫一文钱之议，固非自今日始者，前年户部奏准当一铜元着各省酌量鼓铸，各省以成本重而余利少，不如当十铜元之有利也，每多观望因循，并不开铸。湖北省虽偶鼓铸，亦以亏耗之故，旋作旋缀。新铸之钱既不得见而旧有之制钱，又或私毁私铸，日渐消亡。此则近时钱少元多、钱贵元贱之总因也。今欲加铸一文以补救，所当注意者，殆有二端。
其一，当停铸铜元、力戒泛滥之弊。
谕中所称“铜元一枚，不足抵制钱十文之用”，推原其故，不由于奸商之折扣盘剥，而由于造币之增发无艺。他国造币之额，往往准国民需用程度定其多寡，中国造币之额，往往视局厂盈亏之总数以为进止。数年以来既以赶铸之大利酿成充斥之现象，今日犹不实行限制，一律停铸，则虽加铸一文新钱，仍无以维持圜法，而获子母相权、大小相维之效。应即由部通饬停铸铜元，将已开铸者，即速停歇（如湖北、湖南省去年赵制军奏准试铸一年，每日二百万枚等类），已停铸者不准再请续铸，使铜元趋势渐底于平，而后以一文钱助补之，则小民得零星日用之便益，商家亦无折扣盘剥之弊。今乃曰铜元定额之外加铸三成一文新钱，以三抵十，其不足以救铜元之充斥，可断言也。
其一，当速定本位，认明补助之品。
去年各部院会议金币说贴，主金、主银、主铜并用说虽不一。要之不认铜为本位，则一也。古者用铜时代，事属过去，铜本位之制已不适用于今日。吾国处此时势，其必由单纯本位进入于复合本位，抑又可知此后无论用金、用银，总当视铜为补助，不当视铜为本位。故现今铸钱之法，有两要素：
甲：须银铜价互相统系。如银洋一元值小洋十角，一小洋值铜元十枚，一铜元值一文钱十文，毋得高下。
乙：须造币时准此定额。如造银元一则造小洋十角，造铜元十枚，则造一文钱一百，毋使盈绌，有定价，有定额，然后可以定本位。
今乃曰：令一文本位常存，以保铜元营销之利，是殆欲以加铸一文钱，迥复于古代用铜之制也。以一文钱为补助，则可以一文钱为本位，则期期以为不可。
抑犹有说者，从前鼓铸铜元，获利极厚，新政经费取于是，私人囊槖取于是，故铸之惟恐不多。今则改铸一文新钱，是其所需之原料，所费之功力，无一不与铜元相仿佛，而核其价格，十文决不足以当铜元之一。此则在乎主持币政者之配合重量，预定成本，有以斟酌而变通之，其勿狃于谕旨所称“铜元之外加铸三成”，使日后更有铜元满溢之流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