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904年8月4日《申报》：制钱，为国家流通之宝，惟国家可以铸造，商民不得私自开炉，律有明条，犯者罔有赦。我朝维持圜法，方防流弊，恃重私铸私毁之罪，所以使人惕然儆惧，不敢稍萌尝试之心。观近年来，市上流行之钱，非推铸自顺康雍乾朝者，不可多得，即嘉道咸同，闻所铸亦寥落若晨星，则私毁之多既而甚见。盖以从前国用饶裕铜价不昂贵，
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元1904年8月4日《申报》：
制钱，为国家流通之宝，惟国家可以铸造，商民不得私自开炉，律有明条，犯者罔有赦。我朝维持圜法，方防流弊，恃重私铸私毁之罪，所以使人惕然儆惧，不敢稍萌尝试之心。
观近年来，市上流行之钱，非推铸自顺康雍乾朝者，不可多得，即嘉道咸同，闻所铸亦寥落若晨星，则私毁之多既而甚见。盖以从前国用饶裕铜价不昂贵，故所铸多厚重之钱，而不料适以启奸人牟利之念，几无挽回矣。
私铸制钱，虽与私毁有□□之理，而自地方官严禁私钱之后，鹅眼、砂壳，市廛既不通用，大者又苦耗铜太巨，无可谋利，久已匿迹销声。
至今日之当十铜元，而效尤者亦层见迭出。铸造当十铜元，本救钱荒之弊，故
自户部奏定创办以来，若江苏、江南等多省，风发云起，各具币模。当初原议本省所成藉济本省之用，不准运入他省，违者罚之，议恐外溢过多，民用转虞不给也。
然吾以所见者，铜元局之设，竞有专以便贩运之图，无论不能济民用，且有不乐为民用者，他省吾不及知，即以江苏、江南两处而论，皆有铜元专局，每日所出，或30万枚，或40-50万枚，宜乎钱价可以稍平，民困亦可略救矣。
乃苏州则以官价发兑，反较市价为昂，以致人情汹汹，几滋事故；江宁则以兑者日众，既限以时，复限以数，致任其拥挤，纵令勇巡恣情鞭鞑，百计困之，致张子虞太守之仆竟因持银往兑，受伤殒命矣。
以省垣铸造铜元之地，而一经设局管理，或则兑价反昂于市上，或则与往兑之人多方为难，务使人不敢顾问而后已，推之他省，亦当大略相似。不知陆续铸成之铜元又将何往也？无怪市上兑价益昂，而奸商私铸之心遂因之而起矣。
此项铜元，每一两可铸220枚有奇，今局中信用藩库之银，每两仅以180枚相兑，而拨发官钱局，则只150枚，官钱局兑给民用者仅得84-85枚，获利之丰，孰有过于此者？而当轴者不思设法以济其平，与设局鼓铸之初心大相刺谬。
沪上为中国通商第一大埠，各省所铸当十铜元，无不涌至。沪为江苏管辖，市廛行使，宜以江苏、江南所铸铜元为多，不意市上之江苏、江南铜元，百之二、三而已，故江苏、江南之铜元被私贩出口者不可胜计。是以私铸铜元搀杂，亦为图利且无可究诘，官民俱趋之以利，不可收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