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1904年1月12日《申报》：前日本报载北洋大臣袁慰帅准驻扎高丽大臣许星使函开，……【内容略，详见1904年1月10日之《查禁韩钱》消息】友人见之，问于执笔人曰：星使此举，予以为事所应为乎？抑不应为乎？执笔人曰：奚【为何】而不应为之？有大清定例，货币以制钱为准，惟国家得而铸行，民人有鼓铸私钱者，罪在不赦，盖一以崇兴朝体制，一以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1904年1月12日《申报》：
前日本报载北洋大臣袁慰帅准驻扎高丽大臣许星使函开，……【内容略，详见1904年1月10日之《查禁韩钱》消息】
友人见之，问于执笔人曰：星使此举，予以为事所应为乎？抑不应为乎？
执笔人曰：奚【为何】而不应为之？有大清定例，货币以制钱为准，惟国家得而铸行，民人有鼓铸私钱者，罪在不赦，盖一以崇兴朝体制，一以杜鹅眼流行也。
咸、同以来，用铜购之海外，价日以昂，外人见有于此，乘间贩银圆至华。华人乐其轻而便取，争相行之。初而本洋，继而鹰洋，捆载而来，岁以千万计。
钱则铸至东瀛，上錾宽永年号者，商人以彼国弃置不用也，相与以贱价购归，每百文中必搀杂数枚或一二十枚，与制钱并行不悖。
近更外人所设银行，密布于租界之内，如汇丰、麦加利、道胜、正金之类，各出钞票，以代银元，获利之丰，益复不言可谕。
而中国所以不加禁阻者，诚以铜源日竭、铜价日高，铸钱既耗折良多，奸人又私毁旧钱以制铜器，民病无计挽回，姑且借资外人，使市中有可周转也。
迨近岁，朝廷思设法以保权利因准臣工之奏，就各省广铸银元，既又铸当十铜元，以补制钱之缺，民咸称便，钱价赖以稍低。乃未几，而当十铜元忽又以匮乏告矣。向之鹰银一饼可易96-97枚者，且缩至80枚矣。在不知者咸以为奸人转运出洋所致，外洋果何需乎此哉？推其究竟，盖初铸时只行之各省会及通商口岸数，既而内地诸郡邑行之，既而偏僻诸乡镇亦行之。今则海曲山陬【海湾山区偏远之地】，凡有人烟之处，罔不知当十铜元之利，争相入市购求，数以散而见稀，其价遂日益加昂，至无纪极【无终止】。
高丽铜元之制，其轻重、大小既与中国所铸者相同，苟有商人贩运而来，正可暂济中国铜元之不足。虽趋厚利而购之者，仍系华商，夫固何害于我华而必严以禁阻耶？如以为圜法关系、国家制度不得稍有差池，凡前代之古钱、外国之铜钱、与夫本洋、鹰洋、香港银先、日本银货、各国银行所出钞票，无一非例，所禁其可行者，惟此宝银与制钱耳，胥【都】不禁及，而惟高丽当十红铜元是禁，揆之政体，讵谓之平【哪里能称得上平等呢】。
如以为贩自高丽恐于中国圜法有碍，则目前中国制钱告竭，铜元又鼓铸之始，日出数十万，尚苦不敷。虽舳舻衔尾【船头接船尾，不断】而来，断不虞【不用担忧】中国铜元之滞【滞销】。正可乘彼国铜元来华之际，徐为鼓铸，使铜价稍廉平，免致洋商窥我急需，任意高抬价值，悬为厉禁直自取窒滞耳，乌足【不值得】以病高丽。
然则高丽铜元将永久不禁其入口耶？曰是亦无此政体。
夫铜元，非制钱比，分两轻则奸人毁之而无所利，好精则奸人铸之而未易成。今虽转运不敷，再阅三五年，愈铸愈多，当不虞其支绌。此际严申禁令，不许商人贩自外邦，庶国家既得握利权而民间亦不致忧钱乏。
若但拒之体制而遽为申禁，则不特民间益加困惫，且本洋鹰洋与夫香港之银仙、日本之银货，各银行之钞票，依然市上通行，而惟高丽铜元之不准与贩，将何以关贩者之口而昭法律之平？在星使未悉情形，无怪其贸然为此，慰帅深知时务，亦不加体察，遽为是一蔫官样文章耶？
请以二语断之曰：
韩钱固不容不禁，而此时实不宜遽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