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五日/公元1896年10月11日《申报》：月之初一，本馆报章载有《迁地为良》一则，盖纪金陵近日移建铸银钱局事也。访事友人来函，大略谓：……而铸局则实已移至鼓楼北三牌楼左近，日内已起盖房屋，邪许声喧，是铸局之移建信矣。然以余度之，当事者于此一举，谅有权衡，必不因形家之言，意存迁就，盖相宅之事，虽见于诗，初非《葬经》【一本关于风水的书】
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初五日/公元1896年10月11日《申报》：
月之初一，本馆报章载有《迁地为良》一则，盖纪金陵近日移建铸银钱局事也。访事友人来函，大略谓：……而铸局则实已移至鼓楼北三牌楼左近，日内已起盖房屋，邪许声喧，是铸局之移建信矣。
然以余度之，当事者于此一举，谅有权衡，必不因形家之言，意存迁就，盖相宅之事，虽见于诗，初非《葬经》【一本关于风水的书】之悠谬【荒谬】可比。然相阴阳，观流泉，古亦惟营立都邑为然，诚以关乎国计民生者甚重，自应熟察乎地气之聚散、水泉之浅深，俾得善地，以奠民居，以长子孙，而各有宁宇，此固情所不容已者耳。
……是则移局之故，正可付之不论不议之列。而余独不能无言者，意固不在铸局，实在于广铸银钱也。
窃谓今日足维圜法之穷者，莫善于广铸银钱，莫不善于改行钞票。何则上古之交易也，或则用粟，或则用帛，取其饥之足以为食、寒之足以为衣而已，特粟之琐屑，不无病其狼戾，而帛一割裂，恐又不适于大用，于是以虚权实。而币之制以起，然其时之币，不过代之以龟，代之以贝，夫亦人所贵重者，藉以济粟帛之穷。古所谓“以一虚权二实”者是也。
而龟贝之为币，又不若铜之采于山之随在而具，故铜币之制亦起。管子谓，禹九年，水汤七年，旱人无粮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为币，以赎之禹，以历山之金救人之困，当即用此铜币，盖古以金银铜锡铁为五金，故可知其为铜币也。
然作铜币，当亦偶然之事，盖不欲以虚累，实古圣王共此心思，迄今犹堪想见也。一自太公创为九府圜法，而铜币之制遂广。沿及我朝，钱尤精矣，列圣所铸二百余载，源源不息，充溢寰区，宜若四方，无不各得其用，且用之不竭，亦复取之无尽矣。
讵意人犹有憾者，铜币之重滞，不适于行李之轻齐，于是用银之制亦起。迨西国银钱流通中土，尤便道途之携带，而铜币之屯积者有之，一有屯积销毁之害，渐至则甚矣。利害之相为倚伏，固如是也。究之银铜二币，虚也；粟帛，实也。二十年前山右大饥，虽有二币，无济饥黎之僵毙，则虚之不能敌实，推之必致于是也。
然人心所向，在此二币，则平时所以适口、所以彰身者，非二币无由得之，而小民日用所需，又非铜币无以驭畸零之数，故市肆之间，终非多得铜币不可。乃不谓销毁之弊日增一日，而天下钱荒亦日甚一日。去岁之秋，不独沪上一隅制钱匮乏，银钱一枚价之减于上年者，约及百文；视前数年，则在百文以外；追溯同治朝中，更出二百文外。近而本省之苏常镇、浙省之杭嘉湖诸郡，他如江北之淮扬，上江之皖、之浔、之鄂，价皆相若。市廛小贸之辈，不又益苦，谋生无术也乎。
故愚谓，今时不独金陵铸局已将就绪，即上海亦宜别创一局，他行省并须努力行之。所铸银钱，无论广东、湖北、金陵，即上海与诸行省，概令多铸银钱，先以十六开、八开、四开为率，对开次之，大银钱又次之。庶乎制钱之患稍弥。更于其间多铸铜钱，补所不足，兼复设法以杜销毁，而后圜法亦可大振。
若或不然，径如川中改行钞票，非徒多所滋扰，钞终无能流转于民间。即使令出维行，下之现银概收官库，一时或可由库支领，不及数年，必至吏胥中饱，支领无从，势不致悉为废纸不已，官民不又俱困乎？
顾或曰，西国银行所出之钞票，凡往收银者，无不立时发给，我中国仿而行之，正非难事，有何不可行之欤？不知西国银行钞票，永无弊窦，华人其亦能之也乎？且不观乎钱票、钱筹，尚有假、折阅、倒闭，藉天他人赀财者，况乎上下下于群吏之手，敢信赵璧之必返，而慷慨以纳之于官乎？纳之于官后，终不失其固有乎？愚故曰，今日足维圜法之穷者，莫善于广铸银钱，莫不善于改行钞票也。世有深明其故者，当必有感于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