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公元1895年12月12日《申报》：自来缺钱之患，历代皆然。议者不一，然总不外鼓铸、销毁两途。鼓铸多而销毁少，则钱自日见其有余；销毁多而鼓铸少，则钱自日形其绌。欲广鼓铸，须采铜斤，虽五金之矿各处皆有，而现所采者惟云南一省一处之铜，势不能供天下之用，况所采之铜未必能十分畅旺，且未必能尽为鼓铸所需，即尽有铜斤而鼓铸之处，只有宝源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公元1895年12月12日《申报》：
自来缺钱之患，历代皆然。议者不一，然总不外鼓铸、销毁两途。鼓铸多而销毁少，则钱自日见其有余；销毁多而鼓铸少，则钱自日形其绌。欲广鼓铸，须采铜斤，虽五金之矿各处皆有，而现所采者惟云南一省一处之铜，势不能供天下之用，况所采之铜未必能十分畅旺，且未必能尽为鼓铸所需，即尽有铜斤而鼓铸之处，只有宝源、宝泉二局不遗余力而为之，尚不能济缺钱之患，况鼓铸之未必能多，而欲使民间之足用，不亦难哉？然苟无销毁之处，民间彼此流通，尚不至十分缺少，无奈奸民谋利，私毁大钱为小钱，极盛之时，每百搀用十文八文不等，统算大钱已毁去十分之一矣。虽小钱仍抵大钱之用，且一大钱可铸数小钱，钱数宜有增而无减，不知用之时，一钱作一钱，而禁之后，小钱不复再为大钱而钱遂日见其少矣。
然私铸小钱有干例禁，民间亦不乐使用，地方官亦时时查禁，现虽不能尽绝，而可决其无再敢有私钱、小钱之人，既无私铸之人。而制钱仍日见其少，则又何也？其惟毁钱而铸物耳。
乾隆十年，陕抚陈文恭公疏言，统计各省每年打造铜器，需铜无算，若辈销钱，从何而得？访闻各省，大概先销康熙、雍正之净铜旧制钱，获利甚厚，是以市上康熙、雍正旧钱渐少，所行使者，多系新铸之点铜制钱，但点铜镕入净铜，亦可造器，仍然有利，恐将来亦不免销毁，可见老成远见，至今鼓铸愈少，销毁日多，所以缺钱之患，日甚一日也，不特康熙、雍正之净铜旧制钱已绝无而仅有，即点铜制钱亦绝无而仅有矣。
乾隆、嘉庆初铸之钱，皆系净铜，后亦以点铜为之；道光之钱，尚有以净铜为之者，然分两已轻，规形略小，且不如前朝之精美矣。咸同以后，分两愈轻，规形愈小，铜色愈低，所谓当时之点铜、净铜，市中皆不概见。虽由鼓铸之少，实由销毁之多。有销毁以铸物者，即有销毁以售铜者。当时人民富足，风俗朴厚，已有毁钱为器之弊。至今日，铜斤日少，器皿日多，财用日促，奢华日盛，亦何怪市上有缺钱之患哉？……
本报屡登汉口制钱缺乏，汉口为五省通衢，但有去路而无来路，以致钱价日涨，每洋换钱仅950余文，其时，上海尚可换1000文零，近日，上海钱价亦涨，衣牌虽挂990文，而换用买物，则仅920余文。银价每两仅换1240文余，钱价之贵，为从来所未有。
说者谓，由于银洋过多之故，若以此贱彼贵而论，似由有银洋之过多，而统观市面，要知究非银洋之真多，实制钱之真缺耳，说者又谓，或为各处宣室所藏，或为奸商居奇谋利，以钱市之紧。不知现在富室营利者多，且断不及从前，盖藏之厚，即有藏者，岂金银之不可藏而必欲藏此重笨之物哉？至于奸商居奇，容或有之，然必因缺乏之后，始得居奇。如果不缺乏而以钱为居奇，必致求盈而反绌，即奸商亦断不肯为也。
或者又谓，现在既有洋钱以济银之不足，又有小洋以济大洋之不足，即制钱不足，亦尚无害，不知洋固便于银、小洋固便于大洋，而民间日用琐碎者，必以钱为大宗，若一缺乏，则小民在在不便，处处吃亏，其弊不可胜数。如欲禁止销毁，则非私铸之可比，官法所难查。惟有广行鼓铸，以补销毁之漏巵，则钱法或可挽回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