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公元1894年8月15日《申报》：圜法之坏，坏于私铸，而实坏于官铸。官铸之弊，官为之，不若私铸者之弊，私为之私之者，犹可以官法禁之，官为之，则不能官法禁也。自太公九府、管氏官山制己，有不可复考降及后世，一代有一代之钱弊，论者谓，汉之五铢，轻重适中，最为合法，然其后裁皮糊纸，其流弊一至于此，此何故哉？若以为定制之初，先已有弊，则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公元1894年8月15日《申报》：
圜法之坏，坏于私铸，而实坏于官铸。官铸之弊，官为之，不若私铸者之弊，私为之私之者，犹可以官法禁之，官为之，则不能官法禁也。自太公九府、管氏官山制己，有不可复考降及后世，一代有一代之钱弊，论者谓，汉之五铢，轻重适中，最为合法，然其后裁皮糊纸，其流弊一至于此，此何故哉？若以为定制之初，先已有弊，则固未必。然其所以然者，仍由于官铸之日益少也，官铸之钱既少，而民生日繁，不敷所用，遂至弊端百出。
夫钱也者，犹之券也。以此购物，以此记数，其实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而人顾重视之者，以其可以易衣食也。定制以铜为钱，于是民间皆重铜钱，设定制以铅锡与铁为钱，则民间即重铅锡与铁之钱。
汉武帝思钱少，而制曰鹿之皮以为币，每方值钱500串，而鹿皮之价乃大昂。前者，咸丰年间曾一行铁钱，亦复竞相通用，然惟京师行之，外省则行用者甚少，盖嫌其过重也。至于铅锡为钱，则尚未之前闻，然较之于剪纸之钱，则又胜矣。
凡此，皆钱之弊，非钱之利也，所谓钱之弊，由于官钱而非由于私铸者也。夫钱法之弊，至今日而甚矣。而上下相蒙，绝无人焉。达之帝听，即有进言者。而帝处深宫，从来不见钱之面，其见也者，皆其善焉者也。惟世宗宪皇帝【雍正】幼而遯【同“遁”】于荒野，巡行天下，深秋市廛贸易等事，故其整顿圜法为独认真，而雍正之钱，厚与大皆出于顺治、康熙之上。乾隆之钱，虽厚而不及雍正远矣，雍正之钱，近来竟不多见，转不若顺治、康熙之钱，没有行于市者，则以雍正之钱质重，故选厚钱者皆挑而出之，以镕化他物。此等弊，官则知之而不能禁之，而官钱之坏，则亦由来已久矣。
自嘉道以后，制钱多杂砂壳、薄片，其小者，竟可一制钱化而为三。此等钱，其文多系道光、咸丰，以前无有也，以后亦无有也。以前之所以无有者崮官钱尚无流弊，而所铸皆大钱也；后之所以无有者，则并此小者而无之也。
同治、光绪之钱，现在市面行使者，殊未之见。前数年，外省有铸之者，则惟广东所成者为最佳，而铸成之后，闻皆运往京师，以供内府之用，民间仍未行使，顾虽未行新铸而亦不见钱之少者，则以旧钱尚多故也。惟是旧钱虽有而多在小钱，若必令一律行用制钱而尽去小钱，恐市面之以钱为购物之券者，有不敷周转者矣。
六月十二日上谕，前据御史端良奏宝泉、宝源两钱局鼓铸废弛，均以铸钱工本银两收买制钱交库，当经谕令谕令户部查明具奏。兹据户部奏称，宝泉局四厂匠役逐日工作，铸成之钱，每有分限运局，报部候提，实无收买制钱充数交库情事等语。该御史所奏，自系传闻之讹，即著毋庸置议。惟钱币为兵饷、民用之需，关系重大，嗣后著兼管钱法堂侍郎不时到局，严密稽查，如该厂钱文有识记、搀杂，质色次旧等弊，即将该员匠等分别重惩，以维圜法而资整顿。余著依议。钦此。
伏读一过而知圜法之积弊，盖有不易挽回者焉。端侍御谓其收买制钱交库充数，则彼固有辞矣。四厂开铸，月月报销，所铸制钱，逐日皆有，何得谓之收买充数，明有四厂开炉鼓铸，何得谓之并不鼓铸？然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则四厂之开铸，实不如停铸之可以节费，转不如收买之可以省工。如广东所铸钱，广东用之，殊为不便，大约核算钱价，较之旧钱，相去十分之二，故广东所铸之钱，广东本省反不甚行用，即其到外省者，大都因新钱式样甚佳，故携之以为玩具而已。
福建亦曾铸钱，闻约银一两易新铸之钱1600文，则钱数适符银价，而炉火、人工皆须赔贴矣。以是，知江苏、浙江等省皆未开炉，闻即欲开炉，工匠亦无从雇觅，须向私铸处访寻，盖以官炉不开，工匠无所谋食，故皆为私铸者招之去也。
夫官铸之钱，佳者则不敷开销，明知其不敷开销，则又停炉不铸，然则即使宝泉四厂开铸，亦仅足以供京中之用而已，又岂能流出外省、分布民间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