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九日/公元1892年11月27日《申报》：昔者，伏羲制棘币，神农造货布，黄帝制金刀，币之制未尝及乎银也。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银锡、龟贝之属为器饰，不以为币。汉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盖古不以银为币，书史所称千金为寿，皆言黄金而非银也。而黄金之用，独盛于汉，汉初以黄金四万斤，与陈平间楚，其用如此所积，可知梁孝王临死，府库尚有黄金
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九日/公元1892年11月27日《申报》：
昔者，伏羲制棘币，神农造货布，黄帝制金刀，币之制未尝及乎银也。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银锡、龟贝之属为器饰，不以为币。汉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盖古不以银为币，书史所称千金为寿，皆言黄金而非银也。而黄金之用，独盛于汉，汉初以黄金四万斤，与陈平间楚，其用如此所积，可知梁孝王临死，府库尚有黄金40余万斤。吴国悬赏斩大将者黄金50斤，以次，赏金各有差等，王国尚尔，天府有不待言者矣。且当时治郡有声，则增秩赐金，复有功臣不时之赏，费用浩繁，不闻告乏数十斤之赐甚多，不胜枚举。如黄霸严助尹翁等动与百斤，周勃赐五十斤，霍光前后所赐，至七千斤。
王莾之末，省中黄金尚积60万斤，董卓郿坞亦不可胜数，当时黄金为独多，物之聚散盛衰，固各有其时也，多则贱而少则贵焉。五金之中，黄金为贵，天下之理以至贵者为尚，必其贵者不可多得，而后，舍其上而求其次，故黄金有余，则银之用不盛，黄金不足，而银之用始广。自汉以前，有金以资其流通，则银自退处于无用。
至今日，上下通行，一以银为归者，诚以金既不足，不得不以银济其穷也。然则金多则用金，金少则用银，法制变通，原有因时制宜之理，而不可墨守成法，拘执旧章明矣。若是，则吾于今日欧西之用金银，盖不能无议焉。
按英国向用金镑，又恐为值过昂，未易通行，复以铸为先令。每金1镑准换20先令，无涨无落，折阅整齐划一，立法可称尽善。然至于今日而其弊有难以一端尽者，吾试得而备言之，盖每1先令计银1钱6分，20先令计银3两有2钱。曩时，金价不及今时之贵，英金1镑，初时于粤东仅兑鹰洋4.5圆，以后，由渐加多，然至多约不过中国银4两，以先令之轻重与中国银数之轻重衡之，中国已阴亏银8钱矣。今也金日益少而金价日益贵，英金1镑约需中国银5两，而彼20先令仍得抵1镑英金，是彼以3两2钱之银，可易我银5两矣。
不特此也，为价不满1镑者，动以先令计算，3先令10边尼可抵我中国银1两，是则中国之阴受其亏，不更大于昔日乎？
夫同一银也，铸为先令，则虽轻而独见为贵，非先令则虽重而犹见为贱，是岂得其平也哉？，且金贵而先令亦随之而贵，是不以银质先令真将以金视先令矣。贵贱无等轻重无分，又呜呼可哉？若是者，中国固蒙其害，而英国亦未必享其利也。盖先令但行之于英国而未尝行之于中国，银则但行于中国而未尝行之于英国，截然不相同也。
英国商人至中国贸易者，必先以彼之先令易我之银，然后可以经营商务，及一旦获利而返故国，仍必以我之银易彼之先令，然后可以通行无碍，则出尔反尔，为法自毙，其中暗耗，有不待明言者矣，此非害之显然可述者乎？如有洋货售金1镑者，中国向时第以银洋4.5圆或5圆购之，即复加增多至4两而止矣，今则须以银5两购之，是金贵而货亦随之而贵，洋货之销路必因此而生阻滞，此用金而不知变通之弊也。
考英国曩时铸钱，亦用金银铜三品，通行于阛阓间，顾铜钱之用独少，其所以盛行金镑者，以新旧金山产金极旺，开采宏富，积金充韧，亦犹我中国汉时黄金独盛之际，故舍银而用金。今也，金镑少而先令多，名为用金而其实不啻用银也。
夫用银不足为病，惟以银铸之先令，随金镑而涨其价，所以成今日之弊。然则欲祛其弊，如之何而可？盖莫若金银各自为价，金贵而先令不随之而贵，每金1镑不必定换20先令。先令之多寡，视金价之贵贱而差等之，然后无所偏倚，中外交受其利。近日美国倡议会，俄法诸国于比利时所议，亦系此事，目前虽未经会议，然苟能兼收而听集思广益，必有善法以处乎其间，兴利而除弊，可拭目俟之，而余之所言，亦比于千虑一得云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