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元1889年4月28日《申报》：富强之术，儒者所弗道，治国家而务财用者，非独为王道所必斥，且目之为小人之尤，抑知理财固自有道欤。泰西立法，首重商务，其取之于民者，虽若琐屑繁苛，而每岁量入为出，捐有余以补不足，民固不以为病也。即如英国财赋之用，多出于关税、地租，每岁均有上、下议院权衡出入，斟酌损益，纳于国家，视国家缓急为轻重
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元1889年4月28日《申报》：
富强之术，儒者所弗道，治国家而务财用者，非独为王道所必斥，且目之为小人之尤，抑知理财固自有道欤。
泰西立法，首重商务，其取之于民者，虽若琐屑繁苛，而每岁量入为出，捐有余以补不足，民固不以为病也。即如英国财赋之用，多出于关税、地租，每岁均有上、下议院权衡出入，斟酌损益，纳于国家，视国家缓急为轻重，无有定额；若遇战事，则贷国债。而中国赋税亦骤增，一百数十年前所征不过金钱800余万镑而已，自一用兵，于米利坚再决战于法兰西，曾增至2800万；逮至1803年至1816年，竟增至7683万。当是时度支犹未足用，仍借国债于民间。至1848年，积共79000万，是岁之息，凡出2814万。越三年，又溢至2848万，亦可谓巨矣。
然国家初不以为病也。计每岁国用，有时出浮于入，若岁入有余，则以偿国债之存本而轻其息，其国中所有关税、进口，则茶叶、糖、加非、酒烟等物；出口则皮革、煤等物。地租则取之于民间也甚薄，上之所征，于下者虽条款烦多，其大要有八，请言其事：
一曰关税，则取之于商人货物所出入者也。二曰地租，则农家穗植田亩，以维正之供上输国家者也。三曰印票印，国家财货出入及民间借贷、交易，悉以官印为凭，无凭印，即谓之私，官不与之伸理，且议罚有法。四曰户产钱，每户屋中所有，玻璃窗片，则必计其多少，家中所蓄狗马等物，亦必核计而岁征其饷。五曰田房产丁户租税。六曰信局钱，凡民间书札往来悉由官递，归于驿务司而取其值。七曰林木、官地租税。八曰火轮车杂税款项，凡一岁所入若干，则所出亦若干，出入之数巨细，遗刊登日报著之，令涓滴归公，经收者毋得稍有染指，故国有大事虽多取之于民而民不怨。
中国重农而轻商，以田赋为本，而以关税为末。伊古至今，其弊纷繁，不胜枚举。侵渔耗蚀，积习相沿，其归于国家者，不过十之若干耳，故其利上不在国，下不在民，咸中饱于官吏胥役之手。一旦欲扩而清之，岂易事哉？
然理财之道不可不先为讲求。
一曰设官银号。
先由各省藩库拨存款项而仍令富商承充入股。今如江苏、山东各钱肆，多用钱票钱筹，民间以其取携甚便，咸喜行使，流转殊捷。然恐其一有折阅，立致闭歇，则贫民受亏无穷。至官银号则无虑此也。山西票号，多坐拥厚赀，常代汇划，虽数千里之遥，不少爽约，而藉此以获费用，便利无比。今既有官钱号之设，则此可以自办，各直省解饷进京者，只须数行书札照会之足矣。
此外，仿照泰西之例制造钞票，一律通行，溢息必饶。倘国家有缓急之需，亦可向其借贷，按例给息，如期交付，以示之信。如是，权自我操，利不外溢，民足而国亦富，公私两便，上下咸宜矣。
一曰立驿务司。
今天下设有驿站，建立房舍者，上有驿丞，下有驿卒，以专司厥事，驰送文书，则有驿马为之投递，虽经风雨而无阻。法固至善，顾法积久而弊生，媮惰【偷安怠惰】迟误，开折遗失，在所不免，又惟用之官场而不能行之于民间。泰西驿政之设，视为重务，凡在国中，无论路之远近，信赀只取20钱而已，朝发夕至，不爽晷刻【不差时间，准时送达】。出至境外，虽数万里之远，亦不过百余青蚨而已，无多取也。价廉而事便，无逾于此。设中国仿而行之，其获利岂浅鲜哉？
今闻当轴者拟于各省沿海通商口岸，由海关洋人先行试办，或虑驿务一设，则中国所有大小各信局必皆失业之嗟，必至无数穷民无所得食，不知水陆经由之处登记也，整齐也，分致也，仍须由若辈为之料理，不过驿务总其成，而若辈为之供奔走而已，又何失业之有。
一曰行凭印纸。
按照中国向例，凡民间开设当铺、行栈，必禀官请帖，亦有所费以纳于公，田亩房屋，买卖出入，必得由官盖印，谓之红契，否则以私论，交易者不敢相授受也。泰西之例没有复小异而大同，惟民间借贷银钱，必先纳赀于官，而錾印于券契，或千或万，视其多寡而抽取焉。行店货物出入，亦粘贴印纸为凭。前英官创行此例于香港，一岁中所获无算，盖积少成多，固不可以寻常测算也。
余向旅日本，见雇佣仆婢，皆用印纸，格式有一定，纤毫之利，悉归于官，民以取其所赢，固无所怨咨焉。中国诚能仿之而行，岂无小补哉？
以上三者，日本皆已仿效西法，毅然而为之，已成维新之治，民反称便，始颁钞币之时，尚与现银判赢缩久之而两者相抵，各持其平，无他，诚信不欺，果决能断，不惑于浮言，不淆于群议，不游移于馋说故也。此不过其小者、近者而已，若夫理财之道，自有大者、远者在，吾将徐起而言之，当轴者，勿等诸丰干饶舌【指丰干多嘴多舌，说了不该说的话或管了不该管的事】则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