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元1889年4月25日《申报》：余观于津城化宝一案而叹人之贪利忘害者何其多也。以银镕化铸成元宝，各处成色不能尽同，论者以江西方宝为第一，然各省解京锞锭，则亦未敢有作伪者，盖各省每当将解京饷之时，饬传银匠至署内倾镕，倘有作弊者，立予重罚，以故，京饷锞银成色较足。而天津独有异焉，化宝成色，向来不足，经支应局发县请将倾销各铺东伙
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元1889年4月25日《申报》：
余观于津城化宝一案而叹人之贪利忘害者何其多也。以银镕化铸成元宝，各处成色不能尽同，论者以江西方宝为第一，然各省解京锞锭，则亦未敢有作伪者，盖各省每当将解京饷之时，饬传银匠至署内倾镕，倘有作弊者，立予重罚，以故，京饷锞银成色较足。
而天津独有异焉，化宝成色，向来不足，经支应局发县请将倾销各铺东伙提究，以儆效尤，津郡支应局为北洋各军饷项支应之区，平时专与各倾销铺往来，前于同治年间，曾经陈观察拟定章程，准饬保结遵倾销化宝，定以九九二成色，宝上錾明，并錾年月及经手铺名，以备查核，违者以作奸论，立予重惩。
既而黎观察查悉化宝成色有违定例，曾经罚办示惩，支应局乃将存宝一律发回经销铺户，务令倾成九九二色，照定程而杜弊窦。
孰意日久玩生，弊端复出，以至去年市上竟有新旧化宝之分。新者，与定例相符，旧者竟至九八三、四，该商等无从狡赖，拟于重办，将各铺发封。嗣经各铺一再叩求，愿罚锾以全体面，始获俯准所请，分别罚钱。其不足之成色，悉令重倾补足，其案始结。
夫倾销各铺，既领官银化宝，錾铺名于宝上，则亦必系大字号，有体面之商人，而乃作奸犯科为此区区一二厘，甘于身败名裂，何其愚昧至此哉？亦以积少成多，利有以害之也。
向尝与友人论及中国现在通用洋银，而洋银来自外洋，利源殊多外溢，不如中国自行开铸，亦仿其式，或稍异其形，中国自行中国之所铸，则可以夺外国之利权。但恐作伪之流藉此舞弊，搀和铜铅，有累民间，此则实为大害，而且必不能免，何则？试观此时中国未曾仿照开炉鼓铸，而夹铜、锯板之洋蚨，间尝有之，甚至有补心、锉边等弊。
夫锯板、夹铜，则一洋可以化作两洋、三洋，其利厚矣。若补心、锉边，则所得甚微，尚且有人为之，可知贪利之辈，细大不捐【形容小的大的利益都不放过】，固有非意料之所及者，观于私铸铜钱，定律至于斩决，可谓严矣，而仍有私铸之人，不但有，而且多。市面上所用之钱，无论何处，无有十足。提大者，每千之中或百余文，又或数十文，其贴出之砂壳、薄板何自来耶？苟非搀用私铸，岂有官铸制钱而其流弊至此者？
夫铸私钱，亦需炉火，亦需人工，而毁一制钱，未必可以获二三文私钱，藉曰可也，而一日之中，能铸私钱几何，核计所费之数，两两抵销，则其所获，当亦不甚厚矣。而人乃纷纷焉甘于干犯王章，显摧国法而蹈之不悔，若一经创议，中国开炉自铸银钱，则其作弊也更易，其获利也尤多，其有不显然作弊者乎？故当轴诸公亦有见于此，明知利源之不免外溢而终不敢创此鼓铸银钱之议，诚恐利权未必收归，而弊端且将胡底也。
然以观于今日津郡之办倾销铺户，以整顿化宝之事，则中国自铸银钱之举，未始不可以行也。银钱定一铢两，铸明此钱何年何月何铺以铸，或并可记其人之姓名，不必官自开炉，而令商人为之，听其通行于市面，则各铺必有乐为之者。而其中或有弊端，亦不难按图以索，无可狡辩，然则于国家无所耗费，而外洋之利源，虽不能全无所溢，而溢者不多矣。
所为难防者，私铸之弊。彼铸私钱者，以区区之利，甘于犯法而不悔，况以钱易洋，以铜铅易银，所获更厚，一经搀和误用，则市面有不胜其累者。
前者，有人议及铸钱之法，谓板模须极工极细，分两则不必过重，使私铸者以一化两，尚不足本。板模工细而价贵，无从仿效，则私铸之弊可以渐少。此说甚通，此法甚善。
今若欲铸银钱而亦用此法，板模必极工细，此则各家商铺所不能划一者，不妨板由官发，钱由商铸，而其轻重之数，则限一定之程，亦如支应局化宝之法，应九九二者必须九九二，应九九一者必须九九一。闻外洋之银钱，其中必搀他物，然后能使之响。中国铸银，则不必仿用其物，其成色则亦与化宝之法相似，如此，则私铸者无所图利、无可仿照。此弊既除，而铸银之事思过半矣。
夫中国而不自铸银钱，则虑利源之外溢；若欲自铸银钱，则又虑奸人作弊，诚有两穷于术者，倘能由津郡化宝之法推而行之，则不但弊无所虑，而且利有可必，只须当事者殚心竭虑、思患预防，督率者认真稽查，不徇情面，如此而有不可以集事者哉？若恐有弊而并不敢兴其利，则是因噎废食之见，吾不取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