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公元1889年4月19日《申报》：铸钱之弊有二，曰盗铸，曰盗毁。钱轻，则钱之质不及钱之值，而盗铸之弊起；钱重，则钱之质甚于钱之值，而盗毁之弊起；均弊也。禁盗铸难，禁盗毁尤难。盗铸者，犹有未铸之钱范、已铸之钱文可以迹而求之也；盗毁者，未毁则钱而已矣，毁则铜而已矣，安所得而指之为“盗”？盗铸而获罪者有之矣，未闻有盗毁而获罪者。昔咸
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公元1889年4月19日《申报》：
铸钱之弊有二，曰盗铸，曰盗毁。
钱轻，则钱之质不及钱之值，而盗铸之弊起；钱重，则钱之质甚于钱之值，而盗毁之弊起；均弊也。
禁盗铸难，禁盗毁尤难。盗铸者，犹有未铸之钱范、已铸之钱文可以迹而求之也；盗毁者，未毁则钱而已矣，毁则铜而已矣，安所得而指之为“盗”？盗铸而获罪者有之矣，未闻有盗毁而获罪者。
昔咸丰年间，粤寇滋乱，军务孔亟，饷需浩繁，大吏奏停京外铸钱局而制钱遂日见其少矣。惟其少也，各省会物价腾涨，市面支绌，钱铺虚出钱贴，零星以小钱搀和，因以为奸，难于取信。有赴江浙购钱接济者，脚价固多亏折，而杯水车薪，随散随尽。光绪戊寅【光绪四年，1878年】，北省奇荒，有苏人载制钱数十万串，带往天津发赈，一时钱价骤涨。苏淞殷富甲天下，区区数十万串，不过沧海勺波、太仓粒粟已耳，而销价因是而涨，岂苏淞之殷富独贫于数十万串乎？则制钱之少，可知也。
夫天下之物，多者贱而少者贵，自然之理，人所共知，而制钱独愈少而愈贱者，何也？曰，盗铸、盗毁之弊有以致之也。
钱之少也，少于盗毁，钱之贱也，贱于盗铸。夫盗铸、盗毁之弊，既不能革，而盗毁者又无从发其覆而摘其奸，则何以知钱之少于盗毁也？曰，以钱之少而知之也。
当粤寇初定时，市面通行之钱，每串间有顺治、康熙、雍正钱百十文不等，其钱轮廓较大，质料颇坚，每文重一钱以外。积而久之，渐稀渐少，今虽求一文而不可得矣。试思，顺治、康熙、雍正大钱将安在耶？奸商黠匠收买零星，镕化入炉，别铸器械，谓非盗毁而何？
然何以如此贱也？夫天下之物，多寡、大小参差不齐，必权两端而用其中，于以制其价之贵贱，此亦自然之理，人所共知者也。钱价之贵贱，亦犹是耳。今有钱于此，有最大之钱，挨次递减，以至于最小之钱，而取其适中之钱，以为钱价之准，毋使有过、不及焉。今顺治、康熙、雍正大钱既为奸商黠匠所盗毁，则必以次于最大者为大者。为大而减至于最小，其适中之钱必较诸向时适中之钱而差小矣。钱之小，宜乎其价之贱也。而奸商黠匠之弊，犹未已也。
盗毁可以获利，盗铸亦可获利。铜多渣滓，字多模棱，质松体轻，俗称沙壳。其铸此之小钱，皆售之于钱庄。钱庄为之搀杂配搭，并入大钱以行使于市，积而久之，小钱日多，大钱日少，钱价遂因之而愈贱甚矣。
钱法之坏也，当事者亦尝筹及之矣。光绪十二年奏请变通钱法，开炉试铸，民用利便，国宝充盈。因钱贱之势弭【平息】，钱少之患升，以杜盗铸、盗毁之弊，可谓虑之深而计之远矣。
《大清会典》顺治年间，初铸每文一钱，嗣加铸一钱二分至一钱四分；康熙年间改铸一钱，嗣又铸一钱四分；雍正年间改铸一钱二分，乾隆以后，皆以一钱二分为则。自咸丰改铸铁钱、钞钱之后，停铸者二十余年矣。今以钱之少而贱，始议铸钱以补救之。然钱之少可以铸之，使多钱之贱不能举之使贵。康雍以还【以来】，每钱一文，必确有一钱以外之价，故每文加至一钱四分而不为过重。若使每文之价不及一钱，而矫而为之，则顺康雍三朝之钱，当时必亦有奸商黠匠之牟利者，随铸随毁而无复存矣。
方今钱贱之时，每钱一文之价，尚不能抵红铜九分之值，使仍照每文一钱与一钱二分、一钱四分之例，则官铸工本亏折必多，帑藏虚糜，难于持久，适足以滋盗毁之弊，而缺乏如故，仍不能禁盗铸之弊，而庞杂如前。
是以通融成宪，酌合时宜，使官铸无所亏，私毁无所利，会议奏准每钱一文重八分五厘，且调剂于红铜、白铅之增减，期酌于火耗、工料之多寡，虽未符定例，而不致悬殊，
吾知自兹以往，民用利便，国宝充盈，源源而来，泉流不竭。钱少之患可以弭，盗毁之弊可以革矣。虽然自古无无弊之法，而有法外之弊。今所虑者，钱贱与盗铸耳。钱贱无足虑，但求其止于现在而已，惟盗铸虽有厉禁而不可止，今议者曰，使仿照铸造无利可图，抑知彼盗铸者安能仿照八分五厘之重而铸造乎？当犹是沙壳小钱为害市面，欲思杜绝之而不得其道，揭【高举】之以待当世之考论钱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