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九月十九日/公元1882年10月30日《申报》：子兴氏【指孟子，目前学界称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其中“字子舆”却有较大争议，但《申报》明确载“子兴”，兴之体系“興”与“舆”字形相近，或可为孟子名字之另一佐证】有言，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垄断之
光绪八年九月十九日/公元1882年10月30日《申报》：
子兴氏【指孟子，目前学界称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其中“字子舆”却有较大争议，但《申报》明确载“子兴”，兴之体系“興”与“舆”字形相近，或可为孟子名字之另一佐证】有言，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垄断之为害，固若是哉。中国市面，以上海为最盛，各口通商，中外交涉，轮轴荟萃，商贾辐辏，行商坐贾，莫不悦而愿藏于市。然，近来市面渐不如前，银钱日见其短，此何以故？罔利者多而利源将竭故也。夫熙熙而来，攘攘而往，孰者不为利所驰驱？而其中专利之辈，则有险踰鬼蜮，贪过虎狼者，此害不除而欲市面之兴旺，何可得乎？
上海攘利之害，一在小押店过多。设当铺，所以便民，禀官请帖，以物质钱，贫民偶有需用，一时无从筹措，莫可告贷，则出衣饰以赴质库，值十者，或当七八，或当五六，为期则以年计，其利则以分计。兵燹之后，当商资本短缺，或恐不敷周转，于是有改为一年之期，而其利亦略增加至二分、三分。目下，元气渐复，三分利已觉过重，而期亦宽于二年三年矣。此虽于贸利之中，仍寓便民之意。
至于小押铺，则同一以物质钱而并不纳贴，期则一月，分作三期，其利则按期定为三分，假设质钱1000文，每期须利钱33文，每月须利钱99文，核计按月加一起息，而又四月而满，逾期即发卖作本，利重期促，贫民何以堪此？
前有友人为余言，如所押非甚值钱之物，则虽过期数日，尚可通融赎取；倘系贵重之物，则逾期半日，亦断不得取赎，此其居心贪狠，不堪设想。且此等押铺，往往深夜尚未闭门，凡扒手、窃贼，每由押铺起出，其贻害于闾阎者，尤属匪浅。此大宪之所以行查而地方官所以严密访辑也。
然租界之地，此等押铺不下百数，英法公堂所破案之窃赃，亦莫不俱由押铺起出，而公堂判断，不过押本无偿而止，此外则更无余罪。此若辈所以明目张胆而愈开愈众也。
窃以为，此等押铺面危害于市面者实深，宵小有销赃之路，则胠险益多，贫人有抵借之门，则花费更易。观于此等铺子，总在戏馆、花烟间之左近居多，可见开此店者之设心何等矣。自今苟乘此大宪查访之时下令禁止，尚欲开张，必须禀官纳贴，与当一律，则若辈以数缗开设小押者，断不能步典当之后尘，必将争先闭歇矣。
一在钱庄之剥削太甚。小钱店资本不大，百数千即可开张，其所赖以开销者，止在兑换银洋。而上海通用小洋，其中刻剥尤甚。曾有友人以两洋自南至北，以大洋易小洋，复以小洋易大洋，如是者数十家，而两洋仅剩一洋。盖大洋作钱1130者，向易小洋则八开，作价98，四开作价196，再以小洋向易大洋，则八开仅能作价95，四开仅能作价191，大洋易八开11枚，一转一回，当吃亏三四十文。
又，以洋易钱，则缺数短串，每百或少四五文、六七文不等，间杂砂钱，以钱易洋，则必盘成通足大钱，每洋一转一回，又须吃亏三四十文不止，此中公道何存？
贫人或小本营生，或傭工力作，但得一二洋，而遭如此盘剥，其可以堪。此事虽于市面似无大害，而其实则暗中剥丧，积少成多。试思，此等小钱庄，租界中何可计数？彼其所赖以开销者，舍此别无他道，而皆得安坐温饱，则其所剥于贫民者何限也？
窃以为，市面生意，第一总在公平，一出一入之间而所差至于如此，则公耶？否耶？以上二者，虽属小事，然世风之坏以此、人情之薄以此、公道之亡以此、市面之衰以此，有地方之责者，奈何不认真禁止也？若夫推而广之，请俟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