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正月十二日/公元1881年2月10日《申报》：晴窗晤对，雅侣啸歌。谈及时事，有慨然兴者曰：方今中国，上下交困，财用不充极矣。无论与俄国所议一事，战则军需浩繁，饷项千万；和则归地偿银，亦须巨款。当局者不知计之所出，正深罄县之虑，即以国家应办之事，言之如军务之后，继以善后、水利、屯田、兴养、立教，在在非有巨资不可。内地各省协拨已穷，乃不得已而借
光绪七年正月十二日/公元1881年2月10日《申报》：
晴窗晤对，雅侣啸歌。谈及时事，有慨然兴者曰：方今中国，上下交困，财用不充极矣。无论与俄国所议一事，战则军需浩繁，饷项千万；和则归地偿银，亦须巨款。当局者不知计之所出，正深罄县之虑，即以国家应办之事，言之如军务之后，继以善后、水利、屯田、兴养、立教，在在非有巨资不可。内地各省协拨已穷，乃不得已而借洋债，拼出重利，假手商人。虽曰济急之策，而以款抵款，先成目前之用，已增此后数年之竭蹶，而况乎本利递还，暗中消耗者又不知若干也。
然借洋债实非常策，而不借洋债，究无善策。目下，俄人和、战之局未有定见，以传闻之词度之，事固不至十分决裂，而各处添设防军、增置炮械，其费几何，议定之后，偿地之银又需几何，合内地十余省之财，恐不足以济其用。吾知舍借洋债以外，必无生财之法也。
上年冬间，盛传左候帅晋京后，见谕旨知系左候自请陛见，而究其自请陛见之所为何事，则固不得而知。确否？亦不知。此时又借洋债，果为预备与俄交战之兵费？抑因上年借充善后经费，尚不敷用，或将有建造铁路等事，故不得已而又欲借洋债乎？
窃谓，左候之来述职之常情，其有无关系重大之事，要不可知。第以今日而借洋债，各西国尚无不允。所惜者，前借之数已巨，凡中国实在可恃之款，如海关、税厘皆已作抵于他国，钱粮、盐课，数多者，自有应支之款，正关税榷数少者，悉济内府之需，此外，开矿则无成效可收，轮船亦无余利可获，捐官抽厘亦徒有虚名而无实得，正不知以何者为抵，而况借无已时，还亦无穷期乎，是则大可虑也。
余曰，以借洋债为得计者，取其银现成议允，即可交付耳。若通盘计筹，在中国亦甚不值得，岂左候诸人而见不及此？吾意，如所借之款，尚不比军饷之急，则就目前上下之势论之，舍洋债以外，犹有一策可进焉。
泰西各国君民通财，官商一体，故往往绝大之事，业经众合而成之，而惟国家钞票通行一法，尤为轻而易举。盖国家之财用，犹之商人之资本。今有一商设铺于此，其本银一万两，谓止能储万两之货，营万两之利，则通年所入，虽不为人欠倒，亦终有限。若宝银一万而能于市上博十万、五万之出入，则一二年之后，资本加倍可也。
西国深知此意，故由国家出票，以通行于民间而渐至于他国，一纸之微，足为千万之用，而商民之银，亦皆附之，即有以票发银者，现银亦能应付，是以其于通商一道，能获利大利也。今中国虽曰财用不足，而官商之富者，家资数百万亦所恒有，一郡一县之中，无虑数户，其止自为经营而不能国家合者，以国家之银储存而不流通，全盛之世，部库贮银千万，无敢以发商生息，请者政体然也。惟国与民不通财，故上则一经耗用而日见其少，下则各处营谋而其力终弱，开矿筑路，所以不能为者，正坐此耳。
诚能设一官银行，由户部印发钞票，而以官商之私财为附本，以资挹注，于国于民交相通用，而后，其票渐行于他国，远方商旅亦互为兑用，如西商银行之钞票通用于市上，行之已久，且无有以票兑银者。假令有大兴作购铁购煤与夫一切外洋所产之物，虽千百万，亦止一票往来，则铁路、电线等事，成之易也，又何必以款抵款，而借洋债、拼重息乎？夫中国所出无是事者，说者为中国自有体统，君民不相通财，官商各安定分，若上下交征，是无贵贱之别也。然独不思不通财于民间，而通财于外国，尤非政体之所宜乎？，苟能一变计焉，吾知胥天下之富人皆愿挟资本以来矣，数年之后而谓官票不通行于四洲之上，吾不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