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881年1月8日《申报》：古者，市肆之政设有专官，民间交易皆遵守禁令而不违。《周礼•地官》有载，师肆长之职继乡老乡大夫而设，凡夫民间百货出入，有收积居奇与夫以奇技淫巧之物入市售利，皆禁止之。尝读周礼与王制司徒、司空所掌而证诸今日市并之俗，窃谓古人何以不惮烦若是。至于民间交易细故【细故指琐碎小事】，亦事事为之理治也。继而
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881年1月8日《申报》：
古者，市肆之政设有专官，民间交易皆遵守禁令而不违。《周礼•地官》有载，师肆长之职继乡老乡大夫而设，凡夫民间百货出入，有收积居奇与夫以奇技淫巧之物入市售利，皆禁止之。尝读周礼与王制司徒、司空所掌而证诸今日市并之俗，窃谓古人何以不惮烦若是。至于民间交易细故【细故指琐碎小事】，亦事事为之理治也。继而思之古者，通功易事，以有易无，虽有泉布，而民间交易全不赖此流通，一物之值准之此物而贵贱适相将者，衡之彼物而多寡又不均，以故价值不齐，赖有官吏以为之权衡。而嚣暴乱之事乃时时有之，不得不设官以为治也。
汉代风气近古，犹有市吏以约束百贾，自后世钱法大行，民间贸易以钱不以货，于是每货之值，悉以钱铢两为准。世道既变，而市官亦遂不设。盖以钱则价值有定，贵贱虽有时，而分而要，可以物之多寡为准，民间能自操伸缩之权，不待官理也。
然虽无专官，而市肆之间，地方官可以过而问焉。百货交易，既藉银钱为流通，而或奸商黠侩逆知此物之必昂而先期囤积，以待散出，时可获惠利，贪夫之心，有加无已，而民间实受其累，此则官之所必禁者，钱既富有，民间争藏什一之利，人所共逐，而宵小玩法见利忘义，则有私铸小钱以搀用于贯中，而获利者上干国纪，下害民生，又官之所必惩也。至于藉端罢市，挟制官长立誓启行勒索店主，几此风气，又在禁令之内。
而尤为紧要者，则莫如现在洋钱与银两通用之弊。
夫有明以前，无所谓洋钱也，泰西通商中国，渐见其钱，而惟交易埠头可以行用，若内地则不行也。嗣经议准内海口交易，而后洋钱日多，准银价以通用于市，乃数十年来，竟为奸商牟利之大宗，虽官宪亦无能禁止，殊足异已。盖洋钱之价，依银价以为涨落，而来自外洋时多时少，多则骤贵，少则遽贱，以存底之盈虚为低昂，银之涨落无几而洋之多少不定，以故，洋价之起跌不尽由于银价也。如商人大腹者于其中操胜算，若存洋太多，价不能起，则大收洋钱，使市面少而骤贵；存者苟少，市价必昂，乃载银往各处收买而放之市面，一旦尽开而无此用处，而价民乃平。一年之中，翻来覆去，不知几次，而本小者，皆大受其累，此等垄断市面者，官所必禁也。而推其原，则由于有买空卖空者，是以富贾得售其奸耳。故官又立空盘之禁，以防于未然也。
惟现在市面以银洋为根柢，故其害极大，惟除去银洋而市面无弊窦，故其禁独严。上海市面以丝茶为第一宗，近年两项皆不起色，洋价疲敝，而各业之往来，则反有不贴车息之喜，以价不离则息不昂也。
乃前月，忽有囤积洋钱者，洋拆加至每千四五角，而银拆仅数分，市面用银者苦之。后为邑尊所知，传到囤洋诸户，谕以银洋拆息务得其平，不得过二钱二角，若违禁垄断，定干究惩。宪谕煌煌，市上为之警慄，无有敢于收洋钱以居奇者。月余以来，市上稍觉宽舒，乃近日又有复萌，故智之人仍行广收，以作洋拆，竟至银息六分而洋拆七角，较之邑尊未谕之时尤为加厉。
昨有不平子告白，续为劝止，盖此时已近年槛，如此重息，在收洋者已获十倍之利，而市上用洋之户，其何以堪。虽沪地百业与钱庄往来概归银盘，然所用实为洋钱，以洋作银，而洋拆亦并入银拆之中，有不至于二三分，息者几希，何况洋拆一大而贴新由现，又先于洋钱内扣除耶？夫商虽巨富，不敢敌官体之尊，彼居奇者，岂真视禁令如弁髦者，夫亦有人焉，为之维持而已，岁聿云莫【岁聿云暮，指一年将尽】，百业之需用孔殷，若再相持不下，吾恐亏逃倒闭者将踵趾相接矣。危乎不危，何期今之市肆中有此禁令不行之一端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