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九月初九日/公元1879年10月23日《申报》：前日报中述及天津紫竹林安记栈内有云南解铜之凌委员吞烟自尽，得救不死，复失心病疯，并其如夫人自剪其发等情，此事果实，可知部中挑剔甚害亦大矣。因而知委员之得优差，为同僚所共见，而委员之受苦，况乃同僚所不及料也。夫押解差使，凡分数等，解犯人为第一苦差，解饷次之，但关系最大、中途虑有疏虞，近来由庄号汇兑
光绪五年九月初九日/公元1879年10月23日《申报》：
前日报中述及天津紫竹林安记栈内有云南解铜之凌委员吞烟自尽，得救不死，复失心病疯，并其如夫人自剪其发等情，此事果实，可知部中挑剔甚害亦大矣。因而知委员之得优差，为同僚所共见，而委员之受苦，况乃同僚所不及料也。
夫押解差使，凡分数等，解犯人为第一苦差，解饷次之，但关系最大、中途虑有疏虞，近来由庄号汇兑较为隐便，而解费之外，资斧无多，稍不经心，即有赔累。幸解费具有定章，无须多费唇舌耳。再次则为解军需枪炮硝磺，营中所用较饷银为稍轻，而解费一切又不比部中之勒。掯拘押解之员系采办之员，则价值之贵贱、货色之低昂，不免于交纳时略有争辩，而以视解银之难，自觉便宜矣。
其苦而不能言苦者，则粗重笨滞之物，如木植、黄茶，之外又有铜斤。论盈余，则原无定额；论部费，则事在人为，苟小费些微，到京之后，即蒙验收，给予回照，而余银悉入己囊，安然无事。同官之人，窃窃相谓，某此差可得若干金，于是争羡慕之钻营谋挖，必使得代而后已，否则胥动浮言，不能谮愬【谗毁攻讦】于上司，即已谤詈【指责骂】于同官，孰知此中之盈绌，亦各随本领，不能预决也。
有偶得此差而囊中充满，足敷数年坐食者，有历办此差而行李萧条，捐及私家积累者。盖外省解饷、解物或协济、或采运应需解费及验收批回，门房书吏之馈送不便勒索。惟解交各部或内务府之费，则挑剔勒掯，阻难延搁，权实操之自彼，九重深远，无可告诉，吞声忍气而已。果使领解之员京中稍通声气，或有年世之照应，有平时之交结，凡此差到京应过关槛早已安排妥当，临时招呼，无不立应，竟有省俭过半而公事极为顺手者，非此则无不受累。故同一差使而或赚、或赔，相去天壤也。
凌委员得此优差而苦况若是，大约其人与京中权贵毫不相通，无人照应，以致处处荆棘，逗留三年，不敢前进，而且事至万难，遽寻短见。既经救活，复发疯癫，则其人之秉性迂拘，无肆应之才，无旷观之识，又可略知。不然，何以在其后之许委员能斡旋一切，及早葳事耶？是部中人虽甚刁难，而其究亦在委员之能否也。虽然凌固咎由自取，而部中如此作难，亦非慎重公事之道。自军务告紧，滇铜停采，久无解部。承平以后，督抚遵旨照常采解，试办三批，然后再定部费。而大部以需用方殷，詸即不甚挑剔，乃以源源起解，历办数年，三批犹未齐全之故，遽行加意厘剔，使解费不敷，取之余铜，余铜不足，逼其赔累。
亦思委员奉宪领解，所以一批之中分作数起，道远任重，不能速齐，令部费久而不定者，乃督抚之过，而非委员之故也。似此阻难而下之狱禠之职，冤乎不冤。更使闻风逗留，往返商议，斧资告罄，亏空难弥，不得已而以死徇，忍乎不忍。
夫铜斤以铸钱文，岂不知目下钱不足用，亟须开铸而始设法复采者，乃以分起解京三批之约，不能即完，致部中无以索费之故，而为此不仁之举，尚得曰“公而忘私”乎？此部费固非书吏独得之贿，亦系部中公款，故刁难之至，可以加之罪，而赔累之极，不得愬其冤。然官堂公忠体国，司员勒慎趋公，亦当知国事之缓急轻重，而不可以区区之故，使公私俱废也。部中之与外省苟可如此，将国家之钱法反轻，而群下之私财为重矣。岂体统之所宜哉？
窃谓滇省采铜，方苦采出者，不足工本，已属无甚利息。若再加以运费、解费到部之后，开铸又须工资，则是以十易五之道。只因成法所在，兴复为宜，不得不勉强办理。然同一铸钱，何必于京中宝泉局而后为国宝也？今采运情形如此，何不部中停铸，并各省所开铸钱局亦一律勿用，竟于云南省中就近采办，就近铸钱，通用于各省，则运费、解费均可减免庶几铸本不至加多，国家裕不竭之源而民间享流通之利乎？况京中通用并无制钱，与其铸之而用于外省，更何必于部局乎？若夫其铜不敷，钱流不广，则通商各省采买洋铜亦堪鼓铸，是又可怜各督抚体察情形，亦能办理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