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879年10月11日《申报》：理财之法，中国与外洋迥然不同，有名则大略相似而实则绝不相类者，中国之银号与各西国之银行而已，西国银行为厚本之商人所设，国家信之，民间亦信之，皆与往来声气，通于列国，即各国之银钞，亦可向其兑换。执该银行之票，虽重洋数万里，不啻携带现银，随处可兑。以故，国家之帑项，商民之资本，数千万金存于银行而不
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879年10月11日《申报》：
理财之法，中国与外洋迥然不同，有名则大略相似而实则绝不相类者，中国之银号与各西国之银行而已，西国银行为厚本之商人所设，国家信之，民间亦信之，皆与往来声气，通于列国，即各国之银钞，亦可向其兑换。执该银行之票，虽重洋数万里，不啻携带现银，随处可兑。以故，国家之帑项，商民之资本，数千万金存于银行而不以为忧也。
若中国之银号门市兑换银钱，则不屑为也。其管运之法，善设银炉，倾镕银锭，以备种类解款之用，盖州县征解正杂钱粮，取自民间，或钱串，或洋圆，各处不一。而解库收藏，则必以银，且各省有各省之式，须一律整齐，州县以是嘱银号倾银代解，并补耗、平色、倾工以及投文库丁小费、歇家书记例规，概在银号。而以钱洋交号，兑销结账，似与银行皆有经手官项之责，然银号惟各州县自与出入，而与藩司、粮道、盐务开榷各衙门无涉也。且银行有国家帑金存贮其中，随时支付，而银号倾成纹锭，装箱封解之后，则库中收贮银号不过而问焉，亦断无不存于库而存于银号之理。寻常州县之中，或县令与富绅相识，所经征之银，交存富绅所开本地字号，解时支取，容或有之。或者库书与本官相忤卯，库书著名亏空，别选量饬之人，尚难其任，则亦为，则然而非常策也。且州县或偶为之，若一省之财富或通国之财用而谓不贮库中，信商人而存之，随时支付，以结一盘总账，则非特体统不宜有是，而亦大为不便。此即唐之刘晏、宋之王安石，为千古计利之臣，亦未尝筹及于此。盖国家帑项，实存库数千万万，百年而无分厘之息，端不肯散放市井间，以逐转运之利也。
银行之例，必不行于中国，识此之由，虽然尝以往事论之，而知银行之法不能合宜，银号之设，可以亦能也。盖当以防乱也。从前，粤匪大炽之时，东南各省州县沦陷过半，或省会克保，或数府仅完。其间，未失事之州县照常征输，或另开捐输之例。布捐、货捐、殷户捐以及各项可收之银，有无库可以解收者，有州县所收钱洋、无倾镕银锭之店号而且善后饷需即用银而仍需兑换钱洋，散放支用，并可省镕银之转折者。然以市价有参差，成色有低昂，各处所用平色不同，钱串互异，势难官为经理，于是散交妥当之商人，以期收支之便。绌则且使之垫解，赢则不能不任其营息，而孰知国帑之出入，悉归奸商之盘剥。迨至军务不利，一旦警动，全省尽没，而盈千累万之财，竟为商家所有。
至克复之后，收支簿且荡然无存，而况该店之预期搬运及全遭沦没亦渺无稽查。惟有于贼匪抢劫案内一笔勾销而已。
江苏一省，全恃上海一城岿然无恙。当全省被扰之日，抚藩臬大宪均驻上海，规复各州县财源，亦汇于此，幸得终安，尚无所失。惟浙江于初次克复以后，王抚善后办理诸事，初犹有嘉、湖、宁、绍、杭五府之财，继而嘉、湖又亡，饷需竭蹶，军务倥偬，然其时所已沦陷之地，未尝规划进兵，专恃上海，由江西广信入衢州而下，仅于省城谋死守之事，故省城军费犹不甚巨，所存于商铺之钱粮、捐款、一切盐漕等项不为不多，试思围城之中尚能发资采运粮食、鱼盐进江接济，则城内虽缺乏而银宝充牣，不得谓之空也。乃一旦失守，而账目遂不能稽查，尽付之劫灰丧炉之中，而商人转因此暴富，凭财树势，恃党结缓，垄断于贸易场中，而声望通于外洋，转使国家倚以通财，而疆吏愿与结纳，渐成不可憾摇之势。
然则粤匪之乱，不啻为商人成敌国之富而已，假令当日者有官银号以司一省之出入，则虽不能保存项之果在，而收支出纳有数可稽。宁为贼匪劫掠以济凶人之贪，而不至为商人隐藏以益暴富之气，不犹愈乎？方今无事之秋，各省库藏衙门照常收贮，而关税、厘金犹有任商人经理者，吾谓与其信商号，不如省中设官银号以司汇兑，即各州县征解钱洋，亦使向官银号兑换倾镕，以期一律，年结季查，月报日注，虽有惊变而挟册而逃者，犹可为日后清查之据。此则治、乱两无所弊，仿外国银行之意，而不招商股，不贷民穷，为稍异于银行而甚宜于中国者也，其利岂浅鲜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