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元1878年12月7日《申报》：钱法之坏，由来已久矣。地方官每年循例出示禁止小钱，而市面之钱愈坏，盖官既出示，则吏胥辈转得藉此以征收陋规，陋规既得，则示谕虽严，终属具文，而市侩之浪且有恃不恐，是禁钱之示，只以利若辈之私囊，而于钱法无与焉。前报载，南昌市中有新铸砂壳一种散布在外，闻系在庐山之中开炉私铸，敢于为此者，岂无故哉？国
光绪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元1878年12月7日《申报》：
钱法之坏，由来已久矣。地方官每年循例出示禁止小钱，而市面之钱愈坏，盖官既出示，则吏胥辈转得藉此以征收陋规，陋规既得，则示谕虽严，终属具文，而市侩之浪且有恃不恐，是禁钱之示，只以利若辈之私囊，而于钱法无与焉。
前报载，南昌市中有新铸砂壳一种散布在外，闻系在庐山之中开炉私铸，敢于为此者，岂无故哉？国家定例，私铸者厥罪綦严而禁令虽存，奸徒终难绝迹，非尽愍【同“悯”，本义忧患痛心的事，爱抚，抚养】不畏法也，人心每以利害相权，利轻而害重，则咸知束手，利重而害轻，则群焉趋之，若利与害适得其平，亦多贸然尝试于其间，以冀幸于利之必得而害之幸免。至于私铸之罪，与盐同，则其害可谓极重，而利之所在，不顾王章，苟无所恃，何敢放胆若此乎？
本报又有乡人载小钱入市面，为流氓索诈一事，可见小钱之来，不谓少矣。查钱制兴废，本属无常，自秦为钱，两汉作五铢，轻重犹为适中；至隋时钱法大坏，民间无钱，至以裁皮糊纸为之，其与五铢之制大相悬殊矣。其后，唐更其弊，特铸开通元宝钱，而钱制于是一正。今有读作“开元通宝”，以为元宗时所铸者，其实，此钱为高祖所铸也。
然终唐之世，钱法亦由渐而坏，至五季，则有榆荚、鹅眼之名。知立法之初，虽极万养，而迁流所极，仍难挽回。由唐而宋，由宋而元，而明，大都如此也。
本朝自雍正以前，钱制最为尽善，乾嘉之钱，已较小于先，而轻重则有过之无不及，以其样虽小而质甚厚也。道光多红铜，咸丰多砂壳，同治之钱，已少概见，然当进呈钱样之时，则其轻重、大小初无异于顺康矣。官铸渐小，匪徒乘之以为奸，于是将制钱销毁，搀和缸砂，计1000制钱，可得10000之利，则利重于害而人皆争趋。
圣人云，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语。假如你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吾于此而又不能不归过于官也。
或曰，苏郡谭太守严禁私铸，令民间有小钱者，赴堂上销毁之，又不时私行察查市面，顿然改观。如皆得此良2000石，钱法庶乎一变，然犹是治其末而非治其本也。试观外洋所用之钱，其以金银为钱者无论矣，东洋三岛地耳，而其所用之宽永通宝钱，多有流入中国者，其质较中国钱稍小而薄，而历年虽久曾无变易，无论数十百千、大小轻重，皆归一律，岂东洋私铸之禁严于中国人心之朴，胜于中国哉？
大抵官铸无轻重之殊，则私铸者无利可觅，不待禁而自绝，此亦事理之必然者矣。且中国铜之来源尽在云南，来源既旺，则铜价不昂，而官铸之钱，亦可悉遵旧制。而欲使来源之旺，又必善为招徕，而后可前者。
云南解铜委员以部费勒索过重，皆裹足而不前，是窒其源也。即曰，铜之额数本有一定，不能缺少，然勒索过重，解官视为畏途，则迟滞之情在所不免。来路既滞，铜价愈贵，小民惟利是视，又何怪其销毁制钱以图重利乎？京中多用钞票，往往家无藏钱，故部中大员以为铜来之迟速、多寡无关于钱制，委员例有部费，不得量减。而不知铜之来源，实为钱法之关系，必须官铸绝无轻重、大小之差，俾私铸小钱更无可以搀和之处，然后砂钱、薄板均无所用而匪徒之欲藉是以觅利者，苦于利轻而害重，则庶乎不禁之禁，乃胜于禁。而钱法既正，民乐其便，市面之兴，不且蒸蒸日上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