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元1878年10月19日《申报》：云南开采铜务，因兵燹久停不办，自滇疆肃清以来，照前开采，虽非日益加多，而办理已至数年，岁有所解，乃圜法仍未举行，新钱无由而出。光绪通宝之钱，则并钱样而无之。然则岁采之铜，尚存积于京铜局钱法堂乎？抑别有移用乎？大抵军兴以来，滇省之民，元气未复，矿既不能多开，比前倍减，而所出铜斤又不如前，工价、运
光绪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元1878年10月19日《申报》：
云南开采铜务，因兵燹久停不办，自滇疆肃清以来，照前开采，虽非日益加多，而办理已至数年，岁有所解，乃圜法仍未举行，新钱无由而出。光绪通宝之钱，则并钱样而无之。然则岁采之铜，尚存积于京铜局钱法堂乎？抑别有移用乎？大抵军兴以来，滇省之民，元气未复，矿既不能多开，比前倍减，而所出铜斤又不如前，工价、运费辄复加增。到京之后，核计铜价与大钱轻重相比费千文之铜价，而铸500个之大钱；若搀和砂铁，钱样改小，与咸丰、同治时砂钱无异，则又大违圜法之制，殊非体统矣。故采者自采而收者自收，不敢相率开铸，徒损滇中之资本也。
当此钱底短绌之时，亟应鼓铸，以通国宝，便民用。从前，滇中未靖，犹有未能开采情形，而至于今日，亦既试办，自当奏奉谕饬滇省督抚于工价、运费两项力求节省，而凡有铜苗之地，悉予开矿广采，庶出产日见其多，矿多则采铜者亦伙，彼此争先，工价亦须稍减，再于运解夫船等费内筹商变通之法，务令便宜几成，使铜之本价不致太昂。譬如以千文之钱买7斤之铜，而以7斤之铜铸千文之钱，如此，则略费铸局工资，尚不十分亏本。然后新钱出，民用益充，而旧钱之铜毁改作铜器者，其弊亦渐绝矣。
盖铜斤到京，每斤且不过合值百余十文，则外省商贩购致余铜与向滇中自买新铜其价值亦不见昂，有铜可买而谓造器必毁钱乎？此固当世之急务，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者也。
然而积习亦殊不可恃也。自开采以来，闻有人建一议、立一条，通盘筹划，使铜在滇中贱如泥砂，铜在中途捷于运载，不致有铜而不敢铸钱也。惟于到京之日，为区区部费计而措阻刁难，至于有铜而无所用之，且并不能到京。呜呼！亦殊失体统矣。试思，总中之费与国家圜法，敦重敦轻，乃忽出此耶？夫此委员乃行差，非坐差，有一定之薪水，而行差则并无之长途万里历尽风霜，原以咱资之省，与部费之多寡，为其盈余之厚薄，乃以前届未有部费之差，彼接办之，而忽逢如此挑剔，以至参革，而继之者乃中道延迟，不敢前进，吁亦可哀。即滇中大吏采办此铜，委员起运，虽有逐一开销，而究之运载入都，价有定章，不得浮销。兵燹之后，本省采办工价，应亦加增，而长途水脚，较之咸、同以前，亦必略贵，其中不能开销者，止可由外弥补，不知几费踌躇而始得起运，而部中从而阻挠之，情何以堪耶？
且初次批解以需铜孔亟，略不留难，并未议及部费，原以国用民财皆有关系，示以至公无私，乃现在领解之时，宝源、宝泉诸局亦尚未闻铸钱，独非需之孔亟，而忽然以私废公，一则使之革职监追， 一则使之畏不敢进，无乃诱人而杀之乎？
夫部费者，以京官清苦，督抚为之津贴也。若捐输之部饭照费等项虽入之奏牍，亦以为因公也。此外，外省采办运京之物以及诸贡品投缴到京，所谓部费者，究为私款，积习已久，差员到京，有此则照数收纳，给批销差绝不留滞；无此，则大受累矣。或迟延不收，或万不得已而收之，则且以物之美恶数之多寡，多方厘剔，微末之员，差使綦难，一入都门，大半无可呼籲【即“呼吁”】，不惟无劳可纪，无功足录，而头衔且不能保，不亦枉哉？尝有以冬春岁贡入京者，品物皆果饵也，因部费未议妥，留滞客店中经旬，而果皆烂，摒挡行囊中，不敷所馈。乞贷于提塘官【官名，古称“邸官”，专事军事情报传递】并为夤缘缓颊【攀附关系，为人求情】，然后得入。故奉京差者，部费一项，明知其不可少也，惟各视其能，不能以为丰俭之准。苟人地习熟而又有亲戚故，旧居要津者，则大便宜，虽人倍而我半可也。即以其所节省者，为行囊之羡，是以无薪水而亦有优于薪水者，贡差以外，黄茶、黄本等差无不皆然。但诸差之需索部费，尚无大碍，独于铜斤一项，似觉非宜。
盖钱之乏用，天下民生所关。从前匪乱，塘废路塞，不铸已久，幸而环宇肃清，道途顺利，圜法将复旧规，以区区之故而令不能举办，谅非公而忘私之义，而况初次未即，定章在后，故意需索，辄以委员优差丰羡其所盈余，是无异见财起意之为匹夫之智也，岂堂堂大部中堂属诸公群希冀于此耶？况铜斤有余，兑成不足，竟如市井罔利之徒，以大斗重秤抑勒乡民，何项鄙也！噫！钱库空虚，方幸开采铜斤，资鼓铸之用，渐复旧时模范，而部臣乃若是行为，然则钱日益缺、银日益贱、民财日益困，自此无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