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五月初六日/公元1878年6月6日《申报》：日前，本报论及近日钱银缺乏一事，故致库帑但见其不足，民间未见其有余。然则惟听其缺乏而不思筹一法，以事补益，与如此不将日就缺乏而无可挽救，则上何以为国，下何以为民矣。第欲求补益之法，非谓能令上有余而下不足，即可谓能充裕也。试思征赋榷关，银固源源而来也，设卡抽厘，钱亦滚滚而至也，乃徒朝聚于库，暮散于
光绪四年五月初六日/公元1878年6月6日《申报》：
日前，本报论及近日钱银缺乏一事，故致库帑但见其不足，民间未见其有余。然则惟听其缺乏而不思筹一法，以事补益，与如此不将日就缺乏而无可挽救，则上何以为国，下何以为民矣。第欲求补益之法，非谓能令上有余而下不足，即可谓能充裕也。试思征赋榷关，银固源源而来也，设卡抽厘，钱亦滚滚而至也，乃徒朝聚于库，暮散于民，其流通行用于世上者，仍止此数而已，未见少有加增也。其故何哉？本已亏而流，又安望其能盈也。若不及此时而图之，更待何时以图之乎？
夫古者，日中为市，以粟易器，以物易物，原无需乎货财，故古时君相亦无计及货财之事。周之兴也，太公作九府之法而交易始用货财。及汉之季，又于泉刀泉帛之外添铸五铢之钱，遂开后之钱式。流传至唐，始改铸开通元宝之钱；又传至宋，始改铸各帝年号之钱。宋元以前之事，姑无具论，惟以明事论之。洪武年间，财用业已不敷，造用钞票后，亦废兴屡矣，钱亦时铸时停，故致崇祯之时，流寇四起，而国用不支，因而创立各饷名目，逐年加赋，曰，再累吾民一年，不筹生财之道，仅悉加赋之方。岂知赋出于农，农出于土，田不能种，而惟赋是征，遂致民穷财尽敺【驱】为流贼，以亡其宗社而后已，厥后，明亡而王公、勳戚【勋戚，皇亲国戚】、仕官、阉监各家，金银二物拱手而献于贼营者，不能以千万计，而铜钱尚在不甚贵重之列。当思宗【即崇祯帝】借饷之时，而后交周奎首揆陈演等助之于思宗者仅百金，献之于闯贼者则百万，亦可知明代之贫，贫在君民，其他固皆富有金银者也。
我朝定鼎之后，休养生息，既数十年，银则日见其出，钱则日加其铸，至雍、乾时而银库全盈，铜钱充满，可谓富极矣。然但得之耳闻，实非得之目见。及道光时，余已少有知识，而目见之情形已非耳闻之繁富。然此时云南之银矿尚开，银犹不至支绌；钱局之鼓铸虽少，制钱尚未多销，故钱银犹未如今日之缺也，推原其故，大约银则大半归藏私家，否则即行流出外洋，铸为洋钱。前岁各国公使会请中国铸造金银各钱者，尚不欲独擅其利，犹足见西人之公道也。中国业已不允，而钱局又不开炉，又何怪钱银之日归缺乏，故致上海市肆为天下最。若果一日之间令办银百万两、钱百万串，恐亦不能齐集，其他更不必言矣。岂尚能称殷富之国哉？
乃今之言时务者，动则曰重根本、固生计，抑知银钱二物亦国家之根本，闾阎之生计乎？不此之图，更何图乎？若仍置之不图，则银钱二物日愈缺乏，根本何由而重、生计何由而固耶？如徒欲守部库数百万银、京仓数百万米，即足为重根本、固生计之道，不必他求也，夫岂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