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元1878年4月27日《申报》：前阅李穆堂先生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一书，余已为论书之于后，第其意尚有未尽者，故再论之。夫中国之事，往往皆格于成例，不肯轻易变更，故致大利所在，不能取之。上供国帑，下给民需，徒令旁观者见之，为之太息【即叹息】。若西国则不然，果能真知灼见，其中实有大利，可以裕国，可以足民者，无有不奏明朝廷，创设
光绪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元1878年4月27日《申报》：
前阅李穆堂先生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一书，余已为论书之于后，第其意尚有未尽者，故再论之。
夫中国之事，往往皆格于成例，不肯轻易变更，故致大利所在，不能取之。上供国帑，下给民需，徒令旁观者见之，为之太息【即叹息】。若西国则不然，果能真知灼见，其中实有大利，可以裕国，可以足民者，无有不奏明朝廷，创设公司，设法取出，以助上下之用，断不令其弃置于无用之地也。
故如云南一省，五金之矿到处皆有，每致置之度外而不开者，患在官与民争利耳。不知各矿皆开于，民既获利，官亦未尝不收利也，要在不可以大肆聚敛耳。然与其任听地老天荒，仍藏空山之内，又如何变通筹划，取为人世之需？
请先以铜务试言之。
云南铜斤原供京师以及各省铸钱之用，其铜斤之足可知矣。苟能一旦将矿尽开，又何患铜斤不足乎？第【表示次序，意为“接下来、下一步”】铜虽多，必须运往各处，其费必繁，则铸制钱一千必不仅费一千之用。为今之计，莫若将宝泉、宝源二局监督移驻云南，专司铸钱之事。铜斤每斤仅须价银三分，铸钱一千，用铜六斤，值银不及二钱；再加之以铅与铁沙、人工、煤炭之用，用银二钱，谅亦可敷；又，加之以运往各处，川费用银一钱，谅亦可足， 是铸钱一千，仅须用银五钱，较之各省鼓铸用费，必能节省。果能顾名思义，不愧源、泉混混之实，常常鼓铸，十年之后，光绪制钱有不遍满于天下者，吾不信也。
所可虑者，诚恐各事刁难矿民， 矿民必致托词铜老山空而逃，又须停铸，另行设法而已。后再推广行之金银各矿，尽令开采，通西法均铸金银之钱，每枚定重一两，不准畸轻畸重，一面则书“大清国宝”四字，一面则书“光绪某年某月某官监造”，一有成数，或解交藩库，或解往他省。中有不合用者，惟监造官是问。若果严定赏罚，监造各官想亦不敢作弊，则金银等钱又岂有不遍行于天下哉？果能如此，则库帑可充，民间可富矣。
然后则先停捐例，再停厘金。盖捐例不可不停者，以一人费数百两之捐款，至一省博数万两之脂膏，官方何以能廉，吏治何以能肃？而厘金不可不停者，盖厘金既多，则百物昂贵，非徒民生支绌，而且商贾拮据，即于仕途，亦有碍焉。
夫士人，当贫困之时，食用既贵，授徒所入，能有几何，未免已筑债台；一朝得志殆又甚焉。及至需次，省垣无物不贵，而一切用度与每岁应酬皆不能免，无处取用，非即当日负重累，年加一年，数年始委一次，为期仅有一年，债主盈门，亦须少为清理，安能不取于民？故二事不停，则天下必不能望治也。
然欲停此二事，非使帑项充足不能。若欲充足帑项，又非兴水利、开荒田，与夫采五金之矿，铸用各项之钱不能也。故云南一省之矿，实足以起衰救弊也，操政权者，亦有意于斯否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