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三月十七日/公元1878年4月19日《申报》：铜斤空乏，虽见于云南，钱法疲敝，实始于日下。余于道光年间，适在京师，尝闻当时之谣曰：仓虚、库无、制钱缺。余询其说，人告予曰：南漕年短，通仓日空，故曰“仓虚”；库案既空，库项已少，故曰“库无”；至制钱之缺，则更难言矣。予曰：何妨亦竟其言【何妨把话说完】。曰：吾尝闻诸故老，言顺治年间艸昧甫启【比喻民
光绪四年三月十七日/公元1878年4月19日《申报》：
铜斤空乏，虽见于云南，钱法疲敝，实始于日下。余于道光年间，适在京师，尝闻当时之谣曰：仓虚、库无、制钱缺。余询其说，人告予曰：南漕年短，通仓日空，故曰“仓虚”；库案既空，库项已少，故曰“库无”；至制钱之缺，则更难言矣。予曰：何妨亦竟其言【何妨把话说完】。曰：
吾尝闻诸故老，言顺治年间艸昧甫启【比喻民智甫开】，滇黔各处又属吴逆【指吴三桂】藩封，铜斤之解京师者寥寥。及至康熙时，吴逆既平，铜矿亦旺，铜斤之解京师及各省者源源不绝，是以康熙制钱鼓铸最多，武英殿所铸铜字、铜亦属不少。及雍正时，铜斤又不敷用，故将铜字毁供铸钱之用，大约实因改土归流【就是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各处用兵，铜矿停开，运道梗塞耳。
乾、嘉以后至道光初年间，云南五金各矿尽开，矿税极繁，藩司入款亦多，故将铜矿、钱局让臬司管理，以为津贴。然东南各省铜斤常少，故令海舶每年二次赴日本采买铜斤，及至于今，滇铜虽仍年年解京，而民间铜制之器皿，每斤值钱400-500文不等，即铜每斤亦可值钱300余文，故有奏请禁用铜器者，又有奏请收买各铜者。
现宝泉、宝源二局，闻其每铸制钱1000，领铜6斤，其余尚有工值、炭火、煤铅、铁砂等物，大约合钱总在2000以外。二局意图节省，每卯铸钱，仅供进呈钱样与大内应用之钱外，余应缴钱法堂之钱，俱系买市肆旧钱，以足其数。
此事大约亦不止京师二局而已，况外省钱店又将顺、康、雍、乾四朝极重之钱选出销毁，改制器皿，故制钱愈缺，此犹道光时事也。至咸、同以后，更不必言矣。
其说得闻已久，此钱法之所以日坏也。至于滇铜之弊，官厂官店均不可设。盖余闻诸故老，昔年有官自设厂募民开矿采铜者，凡属厂中日用诸物，皆系官之私人设肆卖与厂中工役，于是百物昂贵，工役辛苦所得，尚不敷其剥削，大则滋事，小则逃亡，此官厂之弊也。官店之弊诚如此君信中所言者。
吾则以为，二弊不除，滇省铜斤终不能旺，即如此书所言，无本矿民领本开采，每铜150斤，仅得银4两5钱，是铜一斤止约银3分而已。有本矿民虽每150斤给银5两，较可多得5钱，然运省脚费及守候发银，恐尚不止折耗5钱也，故矿民皆困，托言铜老山空，尽行逃脱耳。由此观之，滇铜每斤仅银3分，落于有铜之地，令守令动用正款，就矿采买，解赴省城及泸州二处，大约有银5钱，亦敷用费。俾矿民均沾实惠而矿断无不开矣。特不可硬派民夫，以至骚扰耳。
再由泸运至汉口，交招商局轮船运津，由津运京，每铜100斤用银5两足矣，而京师何至缺铜哉？铜斤既贱，每斤仅值钱数十文，则经理鼓铸者，亦断不愿停铸新钱，再买旧钱矣。此制钱必能日多一日也。
夫日本一国，仅有中华五分之一，其所出铜斤，除铸宽永钱运用中国外，尚有余铜可供中国采买。中国地加四倍，何以反不如哉？其故亦可思矣。果能变通办理，则铜斤何至不敷，钱法何至不复？是在内外操此权者，设良法以整顿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