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八月二十日/公元1877年9月26日《申报》：前阅本报所述禁用钱票一事，其言南昌市肆交易，本以钱票为最便，惟多伪者杂入，故刻下各大店以及粮食铺均多不肯收用，是则有用之物尽归于无用矣。余思在沪数年，每见英商、汇丰各银行所用之票，多者千数，少则两数，人之用之者，到手即收，既无人疑其伪假，亦无人敢造为假者。由此而观中西之事，何其互相径庭若此哉。夫
光绪三年八月二十日/公元1877年9月26日《申报》：
前阅本报所述禁用钱票一事，其言南昌市肆交易，本以钱票为最便，惟多伪者杂入，故刻下各大店以及粮食铺均多不肯收用，是则有用之物尽归于无用矣。
余思在沪数年，每见英商、汇丰各银行所用之票，多者千数，少则两数，人之用之者，到手即收，既无人疑其伪假，亦无人敢造为假者。由此而观中西之事，何其互相径庭若此哉。夫票，虽有银钱之殊，其均为商家所造，则一也。乃英商所造者，虽银数至千万而银票至万万，尚无人敢效其假者，若中商所造者，虽钱数仅数百，而钱票仅数千，已有人敢作其假者，而且中商之票，一经查出造假之人，可以控官惩治，轻则枷杖，重则拟罪，而人不但不畏，更且效尤者愈众。若英商所用各票盈千累万，华人虽巧，竟无一人敢假造一纸者，岂英商之权力反更重于中国之治律乎？此真令人不解也。
说者曰，英商银票，其造作之法极精，且有暗记存于其中，若有他人假造，银行一觑即破，故华人不敢作假。余曰，若云中有暗记，容或有之，至谓造法极精而中商所用之票更有倍精于英商银票者，此固众人所目睹也，何以中商所用之票，竟致百弊丛生乎？且中国之票不徒商人所造，则然即户部所造，亦复如此。初用之时，众皆喜用，行而久之，皆成废纸，其故何哉？大约在信与不信耳。
英商银行之票，人所乐用者，持票取银，票到即发，从无另约时刻者，故人皆称其便捷也。吾并闻英人所设之银行驻沪之英领事与在沪之英商，时常稽查其银行所用之票银与银行所存之现银，其数尚能符合否，此乃泰西各国之例。若查出所用之票银过于所存之现银，即须令其加添本银，断不听其至于凭空，故能令持票取银之人，无论多少，即时可付，从不延迟也。
是以通商之后，西国各行店之设于中国者，皆有倒账而逸者，惟英国各银行之设于中国者，未闻亦有此等事也。吾闻乾、嘉之时，南北各省亦有数家银号，其所出之票，可以行于各省。彼时有一官人误将京中银票带至王家营，始觉其事，商于车大令，其代用车夫曰，若系某家之票，各处可用，取而视之，欣然持去，后见其买绸缎，即用此票，始信人言不谬。以后，数店闭歇，遂无此等便事也。
道、咸之后，京师各省开设钱店者，本银则不嫌其少，出票则不嫌其多，每致偶有谣言，则取者纷纷而不能应，以致倒歇者，不可胜计。钱票尚且如此，又何望其能通用长久耶？故市面日见其艰难，几有非现钱不能行势也。即以此一事观之，而中西之优劣见，即中西之盛衰亦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