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公元1877年7月28日《申报》：有客谓余曰，奇哉，洋场之禁小钱也。余曰，禁小钱公事也，大事也。今江浙各处皆已查禁，何奇之有？子未免少见多怪乎？客曰，禁小钱本不足为奇。在官示反似公事而私行之，惟代鱼摊肉摊菜摊以示禁，其他各业不与也。后各业均自粘一贴曰：奉宪禁用小钱。嗣闻南北二市钱业各公举一人以司稽查小钱，又公议，凡代盾一洋，取钱
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公元1877年7月28日《申报》：
有客谓余曰，奇哉，洋场之禁小钱也。余曰，禁小钱公事也，大事也。今江浙各处皆已查禁，何奇之有？子未免少见多怪乎？客曰，禁小钱本不足为奇。在官示反似公事而私行之，惟代鱼摊肉摊菜摊以示禁，其他各业不与也。后各业均自粘一贴曰：奉宪禁用小钱。嗣闻南北二市钱业各公举一人以司稽查小钱，又公议，凡代盾一洋，取钱五文，代盖本号戳记，倘有低假，则代对换。更奇者钱业私议，不准各店用洋，凡买各货价在半元内者，方准收洋找钱，若在一元外者，以致十百千万，均须用钱，再向钱店换洋也。兹钱虽皆大而洋价则平，惟各物之价不减可乎？即以三摊而言，凡带枰者，尚不能欺，若妇女、幼孩无枰者，大约尚不及半钱，既大价不减，枰不加可乎？官何为不再示也？故余奇之。
客言如此，余曰，此种事非奇也，乃误耳，子请待余言之。子何不详阅官示乎？自即叙明，据一摊各人禀请禁示前来，叙稿之书办，不谙律例，不达事情，据禀仅代一摊禁止，此不能举一反三，又不能查旧知新故也。官则中外事多，何暇用心及此，若钱业各举一人，以司稽查，任用得人，小钱必能断绝。
至盖戳取钱，仅须五文而担一洋之责，此亦极其公道。惟各业交易仅许用洋半元以内，不准用洋一元之外，此事未免独断，颇近把持，有干例禁，断不能行。试思，朝廷征收钱漕，完纳税厘尚须银洋钱三项并用，何况民间贸易？钱铺恐尚不能出此号令，何况民人所设此举，未免利令智昏，损人益己也。苏州谭太守之禁小钱也，既用制钱，即平物价，并考究各业所用之枰，均须一律，但准百物长价，不准一店短枰。论者议之，不知即此一事，足见太守真能为读书人也。
盖帝王开国之初，即谨权量，巡狩之日，又同律度量衡，即今日各处之枰，亦经户、工二部所制造，以颁行于天下，不可大小于其间也，故大斗小枰，不但王法所必加，而且冥诛【在阴间受到惩治】所最重。太守有见及此，故仅令物价准增，斤两禁减也。
此地之官商，则不然。官则误在务外而忽内，商则误在知己而忘人，故虽禁小钱，平物价，齐斤两，如此大公之事，皆纷纷而无主意也，岂知三事必须并行，缺一不可。故历来皆如此办理，即目下谭太守，亦如斯办理也。
余则谓，禁止小钱，须如杭州道光时禁用小钱，咸丰时收毁当十大钱，一律办理，物价当平，斤两须足，且各钱店清晨即悬一牌，书明本日银价何项若干，洋价若干，均当一律，各钱店不能上下其手。其各业收用银洋，亦均照此。至米油两业，向皆收换洋钱，或照钱店多换十文，今亦须照钱店换价，不得多给。如此，则钱业已不至于向隅，是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大之事，则四民未有不悦服者也。否则，不徒虽令不从，恐难禁，亦不能久。
真心欲禁小钱者，其酌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