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六月初八日/公元1877年7月18日《申报》：近来，铜钱之通行日渐其绌，其故不外二端：一因铜矿久废，探采新铜甚难，新钱不能铸出，而旧钱流行天下。水火之灾，土石之蚀，消坏者岁有百十万，逐渐不敷；一因新钱可以停铸，而民间日用器皿断不能少，无处买铜，暂行毁钱，以改造之。每钱千质重7觔，制为铜器加工，资可易300文一觔，是千钱而增至2000余，市侩逐利，罔顾
光绪三年六月初八日/公元1877年7月18日《申报》：
近来，铜钱之通行日渐其绌，其故不外二端：一因铜矿久废，探采新铜甚难，新钱不能铸出，而旧钱流行天下。水火之灾，土石之蚀，消坏者岁有百十万，逐渐不敷；一因新钱可以停铸，而民间日用器皿断不能少，无处买铜，暂行毁钱，以改造之。每钱千质重7觔，制为铜器加工，资可易300文一觔，是千钱而增至2000余，市侩逐利，罔顾王章，相习成风，销毁者不知几千万缗，而日愈不足矣。
市中既苦钱少，又苦物昂，肖小之徒暗铸小钱以搀和之，而民间用惯，亦遂不问其钱质之轻重而止，使其钱底之不缺，然搀搭渐多，钱样日坏，每百文止中间三四十制钱，两头皆砂质私钱。称之，则每千仅3觔。于是，邻间之钱至市上交易而暗亏几折，此郡之钱至他邑交易而暗亏几折。人情机械，风俗浇漓【指社会风气浮薄】，市道不能相平，因而多事。官宪知其为害，设法塞止，终至旋禁旋驰而莫可如何。当其市民禀告，明知禁之无益而不得不循例出示，虚应故事，既欲正本清源，徒苦于无从下手而已。
近如苏州谭太守办理禁止小钱不遗余力，因小钱不行之后，市不敷用，乃谕令买卖食、物，减去向价三分之一，一时闻风者非不奉令承教，然亦因此多弊。彼小经纪者，骤诂三分之一，而一钱仍抵一钱之用，因将各物亦缩减三分之一，贪者且减其半，而市上买食之人，譬如向以三文易三文之物，今转以二文买一文半之物，且易一洋圆向有1200-1300钱，今止千百余文，视钱文渐重，苦物价转昂，遂更刻苦省费，或买其半，或竟不买。设其法各省通行，不且使各省之民内外交困，出入均滞哉。
查采铜开矿之举，兴复甚难，若使可行，大吏岂不计及？然因不能开矿而即使民间坐困，终非足国富民之道。为今计之绝小钱、禁毁钱，固在所必行，而补救本源之法，莫如铸银圆。盖银圆大者七钱余，小至于八开、十六开，仅七钱有奇及三分有奇，仿外洋之式以铸之，又有造花样以别之。多铸八开、十六开流行各省，一体通用，官为定价，毫不涨落，如此则入市买物，可不多携钱文，市上兑洋，小洋与钱或四成、六成，或对搭，听其自便。始则城市之中通行无滞，继则邻镇之间亦便于使用。钱不思其缺，而又严禁销毁，俾罔利之徒不得藉小洋通行，钱用渐少而暗使鬼蜮，使钱日消耗以至于无，岂非便民之善政乎？
凡乡间力田之家，岁积所入，往往多藏铜钱而不喜藏银圆，今银圆既铸自中国，由大至小，皆适于用，而铜钱仅为买卖找补之需，则均肯散出其钱而改藏银圆矣。一家之中约50千，一乡之中类此者十家，已得500千，就一县十乡论，将有藏无所用之钱5000千。骤出于市面，则钱非但不见少，而且壅滞者，变为流通，转见其多矣。况银圆自外洋来者，银色低而价又昂，朝市暮市，涨落不一，买空卖空，逐利无已。
今中国自铸，官价既定，与外洋来者或一体通用，或稍分轻重，但通饬遵行，而后，事必简易，而钱行涨落之风，且可革绝，岂非便民之余利哉？
查外洋银圆之来，其始皆大圆，凡对开、四开、八开、十六开，皆西人携于身畔，以备零用者。数本无十万、百万之多，故散出于市面，以便兑银之找补零头，与夫懒携数百文入市买物之人。
惟通商口岸尚可通行，内地则绝无仅有，苟流入内地者，得之则藏为玩物，不适于用，盖轻重之间，式样之异，彼此相猜，恐为欺骗故耳。若制自中国，则惟一式，官为定价，大圆准银若干，值钱若干，以次递小，亦递减算。颁其式于民间通行，亦诚易易。且入市携钱数百，与携小银圆数枚，其简便与累重之处，不待智者而知，未有不喜其适用者也。
现闻请设铸银局者，已有其人，然止为银流外洋之足色与入内地之昂价计之，而未见及于钱法有补救之道也。因述以质诸世之有大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