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三月初三日/公元1877年4月16日《申报》：闻香港《近事编录》中云，洋银之流入中国，奏准通行，为日已久，但海外洋元制度不一，其式样略有不同，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必减低三五分，然后可用。究未能同归一律。近闻小吕宋官宪出示晓谕商民，略谓：国宝源流，本期便于贸易，但外国洋钱款式多歧，交易之际，还有窒碍，故国家特设银局开铸，以便商民嗣后不准用外
光绪三年三月初三日/公元1877年4月16日《申报》：
闻香港《近事编录》中云，洋银之流入中国，奏准通行，为日已久，但海外洋元制度不一，其式样略有不同，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必减低三五分，然后可用。究未能同归一律。近闻小吕宋官宪出示晓谕商民，略谓：国宝源流，本期便于贸易，但外国洋钱款式多歧，交易之际，还有窒碍，故国家特设银局开铸，以便商民嗣后不准用外国洋钱，以免歧杂。倘有外商带来洋钱，欲在本国相用，须就本国银局倾铸，其未经铸而求用者，只可照其银倾销，成式高低以为用，不能悉照原价。
观此示谕，盖欲其权出于己也。余谓，报中所言，小吕宋各官所谕，不过欲利归于本国，而其名正言顺，更能名利两收也。各国之铸金钱、银钱、铜钱也，统谓之曰“国宝”，自应各国有各国之宝，不应尽行使用他国之宝也。以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以上言之，上有王室，下有列国，王室所铸用之泉布可以通行于列国，列国制度皆遵王室之法，故列国所铸用之泉布，亦皆遵用王室之式，是以彼此均可通行，从未闻犬戎猃狁【犬戎，猃狁，都是古匈奴民族的一支，常被认为是同一支。此处借指列国货币与王室货币无差异，均能使用】，所铸用之物，亦可以通行于中华各国也。
厥后，自两汉至于有明，天下一统，而各郡县所用之钱，亦均由京师及各都会钱局所铸，统归一律，颁行各处。即或天下分崩，各国割据，如马殷立国于楚，其所铸用之铁钱，仅能通行于其境内，若有他国之人贩货物以往，只能易货物以回，若易其钱越境，即不能用。铁所铸之钱尚如此，何况黄金、白银所铸之钱乎？同在中华之地，一经分裂，各国所铸之钱，彼此尚难通行，况海外之国所铸者乎？
海外之国，惟东洋之日本与中国最近，其地素产红铜，乃仿中国之钱铸造红铜之钱，名之曰“宽永通宝”，其形状之大小、厚薄皆与中国之制钱相似，较之中国匪徒私铸之小钱更为合用，故中国市肆皆喜用之，是以能长流入中国，与中国制钱并行而不废也。
西国之人，长久驻于中国者，自明时葡萄牙始，中国之用西国银钱也，自乾隆年间始，名之曰“洋钱”，初仅广东用之，渐用渐广，继则江苏江西、闽浙四省亦皆用之，但其中国情形各异，江浙两省则用光洋，若加铁錾，即须减价，江西、福建则皆须用铁錾，錾过方便使用，甚至有錾穿者。广东则将洋钱剪碎用之，甚至一厘一毫代铜钱一二文者。
道光中叶，林义忠抚吴，见民间喜用洋钱，遂铸七钱三分之银饼以代之，初用甚便，甫及数月，而伪者、夹铜者皆有，百弊丛生，而银饼卒至废而不用。通商之后，凡西人足迹所至之地，不论通都大邑，僻壤穷乡，均喜通用洋银，反致中国向来所用之银窒碍难行。
刻下，中国所有之洋钱不敷各项之用，是以每年西国陆续运来者，总在百万元之外。故日前西国各商欲禀请中国自铸金银等钱，以供各处通用，恐中国未能允行，故英商又禀请英国开局铸造洋钱，接济中国之用，盖因深知铸造银钱可以名利兼收。利则在于金银便于流行，名则可以使人共知其国之富故也。
夫日本，东洋岛国也，近日步式西法，其所自铸之金银铜等钱，不但可以流通于其国，而且可渐行于中国。闻其国家此款进项每年所得者不少，而各国均知日本有自铸之金银等钱，足见其名利两收矣。
至小吕宋之在西洋，亦小国耳。兹亦示谕商民，但准使用本国自铸银钱，若由他国来者，必须改铸本国式样，方准使用，殆亦欲与泰西各大国比烈矣。各西商因见各国皆能如此，岂有中国之大，反致不如各国？故有此自铸之请也。不知中国时势，在上者，每百计以偷安；在下者，常多方以舞弊，遇事皆然，何况金银之重务乎？虽然人之才力大抵相同，何致各国皆能行之而中国独不能行乎？倘中国之人一旦在上者极力整顿，在下者极力趋公，即有难于此者，尚能行之，何况不过一改弦易辙而已乎？
若谓银铸为钱，既能作弊，岂银铸锭，既能无弊乎？惟在设法以禁止而已，不然，异日必致使中国之银锭尽改为西国之银钱，无论其利，尽归于西国，即其名亦不正矣。愿操政柄者勿因循贻误，使中国之大，反不如日本、小吕宋也可【矣可，语气词，相当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