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二月初九日/公元1877年3月23日《申报》：月前，本报所言本埠西商在公所会议，欲拟禀请中国自铸银圆以便通行一事，本报亦为论及自铸之益。今之所言，因闻香港西商及各银行已联名请英朝开炉鼓铸，以便流行各国。西商官员闻之，无不首肯。其立言则曰：流行各国其立意似乎专注中国。大约西人之见逆料中国未必能从，而洋圆之至中国者，即可畅行，又能得利，惟恐洋圆
光绪三年二月初九日/公元1877年3月23日《申报》：
月前，本报所言本埠西商在公所会议，欲拟禀请中国自铸银圆以便通行一事，本报亦为论及自铸之益。今之所言，因闻香港西商及各银行已联名请英朝开炉鼓铸，以便流行各国。西商官员闻之，无不首肯。其立言则曰：流行各国其立意似乎专注中国。大约西人之见逆料中国未必能从，而洋圆之至中国者，即可畅行，又能得利，惟恐洋圆之缺少，不虑洋圆之积多，此实裕国便民之大计，一举而众善备焉。故西商不能望成于中华，惟有求允于本国也。
至于本报昨谓自造银票一事，亦属裕国便民之善举。此二事者，若能行之久远而无弊，实为国家无穷之大利也。
泰西各国所以上下日臻富足者，未必尽由于此，亦未必不由于此也。请详陈之。
西商意见，深悉银两之不便于用也，大者至于元宝，小者至于分厘，其成色之高低，分两之轻重，其权惟尽操之于钱店市侩之手。至铸之以为洋圆，造之以为银票，仅需辨其真假，成色、分量皆有一定，无须计较，其便莫大焉。
惟铸造若由于民间，则奸商刁匠从此生心而上下其手，其利未收，其弊先见。但能便于奸商刁匠，仍不便于使用流行，故惟有使铸造之权操之在上，方能望其一律，尽真而不假。是以西国之铸洋圆，其局必设于国家；虽银票之造，由于商人，然银行之设，亦须禀明国家，经官宪查明，不至本少票多，难以支付。而后，准其造用银票，是二事之权，皆仍操之在上，故能积久，有利无弊也。西国于此二事，犹谓行之已久，所以均能裕国便民耳。
至日本一国，改行西法未久，而国家设局铸金银之洋圆，造大小之银票，虽未能畅行于各国，而在本国之人，无分何国，亦均乐于取用。闻数年以来，此二事之有裨益于国帑，为数已属不菲。可见此二事者，国家若能行之，则其利尽归于上；国家若不行之，则其弊均生于下，与其有益于奸商刁匠，何如有益于裕国便民？其事人皆知之，特不能行之耳。大抵中国积习，总谓言利之人为圣，世所不容，然独不思大易之言乎？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之损，若此二事者，乃仍上下无损，上下有益者也，奈何亦不欲行之乎？夫中国自铸银两，亦不必尽用西法铸大小之洋钱也，亦可变通其法以铸之，现如中国之银，无不喜用江西之方宝与直隶二两重之钱粮锞以及江西之吴镜，因其成色之佳也，但成色虽佳而分两仍有参差，是又使中之尚有不便也。若饬令各省藩库于解交银两尽行改铸大小锞锭，衔令户部拟颁一定之规，不得使有成色高低、分两轻重之异，一二年后，则银两可望一律。若银票既造，无论何事均可通用，到处均能应付，一年之后，亦必流行。前之钞票不能行者，均因限制不便故也。吁天下裕国便民之事，岂有更大于二事、更易于二事者乎？二事尚不能行，又何怪中国银两日流出于外洋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