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公元1877年3月7日《申报》：前日，本报录西商请开铸银局事。谓上海西商于公所聚会，拟具书于西国驻京各公使转咨总理衙门，酌设官局铸造银圆。呜呼！此何事耶？而出于西商之拟议耶？中国之官民竟不见及此而烦西商之筹划耶？此事，本馆前经屡述其利，久而若忘，亦未见官宪之筹议此事，今见此论，不觉顿触前意，爰再为言一二，以资当道大员之听。俾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公元1877年3月7日《申报》：
前日，本报录西商请开铸银局事。谓上海西商于公所聚会，拟具书于西国驻京各公使转咨总理衙门，酌设官局铸造银圆。呜呼！此何事耶？而出于西商之拟议耶？中国之官民竟不见及此而烦西商之筹划耶？此事，本馆前经屡述其利，久而若忘，亦未见官宪之筹议此事，今见此论，不觉顿触前意，爰再为言一二，以资当道大员之听。
俾不徒徇西商之请，以见我中国士民早深冀厚望于此事也。洋银之兴，道光间始盛行于中国，然其时价值尚贱，合之中国纹银，每圆不过六钱七分，而银圆之质，实重七钱三分。自鹰洋式行而本洋停铸，流行中国者，经錾为烂板，镕入银炉，亦日渐稀少，而价乃骤贵。
粤匪之乱，东南数省地荒民困，至本洋一圆值钱1800-1900，由是洋圆日贵，而鹰洋之价亦渐与本洋相等。洋圆之价日昂，则中国之银日贱。近年设价以七钱三分为准，而往往贵至八钱一二分，极贱时至七钱三分。贵可至七八分，而贱不过其原质。通盘计算每年银洋进出何止数千百万。有不中国银底日见其亏者哉？况乎钱庄兑换惟洋圆来自外国，既无每圆作钱若干、作银若干之定例，便可以市面之多寡为出入之低昂。
就上海一埠论之，每年终，洋贱至七钱三四分收盘，庄家收洋；过年新正，市面洋见其多，拆息亦轻至一二分，或竟无等情。迨至三四月间，丝市渐开，乃渐昂其价，或暴长数分。举现存之洋银，销镕数十万，则虽市面用圆尚未太多而价可陡长。其间卜市面之迟速而作多头空头者，赢则半日之间可成巨富，输则一宿之久可以立贫。若赢者固自得计，而输者竟有荡产倾家，至于自尽者。此其敝在银圆来自外洋，止凭市面存积之多少为价值之低昂。故贫夫驵侩【指奸杂市侩之人】得以垄断而左右望也。
通都大邑商贾辐辏之区既有此弊，而民间之不便尤有甚焉。乡镇野闾，集数十烟竈【灶】而成小市，去城较远，买卖进出，洋钱必听城盘，而此店之价与他店之价，因其得信迟速、先后，间有不同，往往城盘已长，而乡铺收洋犹是前数日之价。而洋色犹为认真，稍有哑木，即去数分水；眼力不真，即讹为夹铜、土板，乡民竭数日之经营，始以钱易洋而为市侩所愚弄，其苦尤不胜言。
今若由中国铸行，则每圆值钱若干，著为定价，但凭银值之长落，即折算洋价之低昂，不准私立市面，暗定行情，而贪夫罔利之风可绝，小民利便之途日开，安得有弊哉？又况其利之最大者，以中国之银，造中国之钱，渐久渐多，即外国银圆亦与中银同价，而冀其流通利用矣。断不能使贪人故贬中银，增长洋圆，以牟出入之利，又何至流纹银于外洋，而以七钱八九分之足色易其七钱二三分之银圆哉？，况定其价值，利无可逐，即销毁银圆以图长贵者，亦将敛手而不为矣。故今西商之请，诚我中国利国便民计，大公至正之言，深望有听而从之者，然业钱庄者固不免窃窃然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