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公元1876年3月22日《申报》：中国宝钞之制，历朝有之。然皆由于国用不足，而后制钞以济其用也。惟元明则不然，元初世祖之时，业已用钞历八十余年，其中之伪造者亦复不少。明初太祖之时仍欲造钞，相传屡制钞纸不能如式，太祖忧之，夜梦，神告之曰，若欲造钞纸，必须用文人心血。醒则不明其故，乃以梦告马后。后曰：此实易事。乡、会两试之卷，皆文
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公元1876年3月22日《申报》：
中国宝钞之制，历朝有之。然皆由于国用不足，而后制钞以济其用也。惟元明则不然，元初世祖之时，业已用钞历八十余年，其中之伪造者亦复不少。明初太祖之时仍欲造钞，相传屡制钞纸不能如式，太祖忧之，夜梦，神告之曰，若欲造钞纸，必须用文人心血。醒则不明其故，乃以梦告马后。后曰：此实易事。乡、会两试之卷，皆文人心血所聚，今试将礼部所存各卷改造钞纸，或能成就亦未可知。命试之，其纸竟成。果实有其事耶？抑齐东野语【孟子蔑视农民，认为他们说的话没有根据，听信不得。比喻荒唐而没有根据的话】耶？明钞无存，亦不可考矣。
本朝国帑充实，雍、乾之时，户部各库铜人均为银掩，无从觅处，尚何须乎用钞。至咸丰年间，钱店所用钱票相沿已久，未之或废，其中亦间有伪造者，随即败露，故能历久而不止也。朝廷所用之宝钞与民间所用之钱票等耳，何以有能用、不能用之分，盖立法各有区别也。钱票之所以能用者，有票即能取钱，票即钱也，而且便于携带，故人乐于用也。宝钞之用，未能如此，又何怪乎人不乐用也？不但此也，通商以来，西人之银票皆能畅行于通商口岸者，亦因其收票即能取银，毫无窒碍，故能与中国钱票并行而不悖也，然此皆商民自造者也。
今东洋国家所造之银票，亦能畅行于国中。凡中西各国之商民旅居于其地者，皆乐于买用，且买用之费，每两尚可少得盈余，故其国中皆乐于用票而不乐于用银也。其票之造法极其精美，数目、字样，中西并列，余则杂以各色花样，其纸中藏有纹路，照之始见，皆其暗号，外人不能辨也。且票上并未注明年月号数字样，更不知其何以稽查也。而所用实广，并未闻有伪造者亦属难能可贵之事。
说者谓，东洋近年改用西法，用费实大，借贷亦多，若无此法以济之，将有难以支持之势。然法虽至良，而行之不善，其弊即生，古所谓“有治人，无治法”【指治理天下的人始终存在，但没有始终不变的法规】也。东洋何幸而竟能行此举？与夫银钱各票若果立法尽善，使可流行而无窒碍，岂非大有利益人世之事哉？
即以商贾论之，其票果能便于使用，人亦何为不用其票？则有本银一万，即可为两万之贸易何便？如之所畏者，但恐票至不能应付，必至水落石出，倘能东挪西移，定可毫无破绽，其间所得之月息，已属不菲矣。国家之用钞票不比商贾，原非为牟利起见，实因为国帑不足，聊作补苴之计耳。若用一两之票，不必定付一两之银，但能使农得之，可以完纳钱粮，商得之，可以交还厘税，不至少有窒碍，人又何为不用哉？惟其制造须极精良，以杜鱼目混珠之弊，则利方归于国，否则，其弊实不堪设想矣。
方今国用支绌，果能造成至美至善之宝钞，能与中国民间之钱票，东洋国家、西国商人之银票一律使用，岂非暂为济急之一道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