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元1876年2月21日《申报》：昔太公立九府圜法，布钱法以兴。然当时所用者，曰“泉”，曰“布”，曰“币”，曰“刀”，制各不同，非若今之内方外圆者也。今则泉、刀两物，世尚有之以为古董玩器，故人尚得知其制度。至布、币两物，久已失传，其制度亦不可考矣。汉时始铸五铢钱，与今时所用之钱形式相似，故古今之钱中，尚有杂入，以供用者，其钱行
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公元1876年2月21日《申报》：
昔太公立九府圜法，布钱法以兴。然当时所用者，曰“泉”，曰“布”，曰“币”，曰“刀”，制各不同，非若今之内方外圆者也。今则泉、刀两物，世尚有之以为古董玩器，故人尚得知其制度。至布、币两物，久已失传，其制度亦不可考矣。汉时始铸五铢钱，与今时所用之钱形式相似，故古今之钱中，尚有杂入，以供用者，其钱行用最久，由汉以及六朝皆用，之唐，兴始改铸开通元宝钱，贞观以后，所铸之钱始用年号以分别之，至今沿为定制。臬五铢钱兴以迄唐宋，千数百年，铸钱皆用红铜元，以后始有黄铜之钱，钱均官铸，然私铸之弊固随时随地均有之，因其事易而利厚，故虽罚重而例严，奸民皆不畏死而为之，实有禁之不胜禁、诛之不胜诛之势也。
本朝自顺治以至嘉庆，官铸甚多，私铸亦在所不免，故小钱尚不能尽行流通。至道光年间，铜每常阙，故末年有禁用铜器之议，其时，闻京局铸钱，每月惟样钱及宫中所用者，尚系新铸，余则均买旧钱以充数而已。
咸丰时，道途梗塞，云南之铜非但不能解京师，亦且不能至各省，而东洋采买之铜又不敷用，故各省皆买民间旧铜以供铸钱之用，因此而官钱日少，私铸日行，故私铸之弊，亦日甚一日，而街市之小钱亦日多一日矣。
近年以来京师所用之钱，固不待言，因钱缺实属无法也。若外省之制钱尚多，何至小钱亦如此畅行？其故皆由于私铸者多，而钱店又藉之以牟利，换银洋者，又贪钱数之多也。殊不知，钱数虽多，而贸易者，断不能折本以卖，故百物因之昂贵，而贸易因之阻滞，惟钱店可以得利也。官虽为之厉禁其弊，仍不能绝。
苏省前岁严禁小钱，未及一年而仍然如故，杭省殆有鉴于此，故不之禁也。
吾谓，官禁不如私禁。试观道光末年，杭省街市自禁小钱，比时，各店中欲觅求一枚小钱而不得，现在，杭省小钱流行，而隔江之绍兴与杭属之临、余亦皆不用，均由于民间自禁方能如此也。若仅官禁，不过为蠹役恶棍等添陋规耳，何补于事乎？虽然上海畅用小钱，宝山昆连之乡即不能用，闻系官长严拿私铸故也。故欲禁止小钱，官清其源，民绝其流，必须官民互禁，而后可也。
至谓杭省各官，皆以贩卖私铸多属贫寒，不忍严办，此不过私度之言也，安有是理？盖天下盗窃诸犯非皆寒贫者乎？果均能不办否？且完纳钱粮，征收厘税，不准杂一小钱，惟市面之贸易听其自便，亦何其不恕也？故吾谓此必非各官之意也。
然各官之不禁，果何意乎？不过畏难苟安而已。然此固百市面之福，亦非政治之道也。即以浙省而论，外府、外县均能禁止小钱，而省会反不之禁，致令小钱日行，私铸日多，将从前之制钱日渐销毁，尽变为不能经久之小钱，呜呼！可此非小事，杭州官民固当急急设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