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商业者《上度支部论铸银币书》：反对铸一两重银币《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四年三月窃商等经营有素，每念国无币政，创钜痛深。侧闻大部议改用金，议改铸银，私共庆幸，以为国币有望。然又闻封疆各大臣持议不一，窃又不能无忧，盖不忧币政之不纲，独忧朝论之难定。商等操业商埠，自谓于金融消息得之实验，敬大部分析陈之。窃查部改铸新币，主张以七钱二分
上海工商业者《上度支部论铸银币书》：反对铸一两重银币
《东方杂志》：光绪三十四年三月
窃商等经营有素，每念国无币政，创钜痛深。侧闻大部议改用金，议改铸银，私共庆幸，以为国币有望。然又闻封疆各大臣持议不一，窃又不能无忧，盖不忧币政之不纲，独忧朝论之难定。商等操业商埠，自谓于金融消息得之实验，敬大部分析陈之。
窃查部改铸新币，主张以七钱二分为银本位之重量，此诚酌合人民生活程度，得中庸时措之宜。
前直隶总督、今军机大巨袁宫保则斥为非计。以主权二字立论，商等谓，主之行于货币，在有不用外币之实力，不在故矫外币之重量，扰国内之物便以徇之。
又，东三省总督徐菊帅，谓用银必以两计。此更不然。度量衡各自有法，计两乃衡法，货币则自有圜法，混衡法于圜法，比附无谓，而民生日用实受其弊。鄂铸一两银币，终难行用，可为前车。
今就主权、圜法及鄂币分为三种问题，商等开会研究，并征各商意见书，公举评议员，合集条陈，冀以刍荛，上裨钧听。谨就所得，详开如下：
一、主权问题。
分作四层：
甲：当首破外国银行必用墨银之说。
墨银为墨西哥所铸，欧洲各国非墨西哥属土，何尝承用墨银？即墨亦以产银甚多，而吾国行用其银元，因铸为一种工艺品，以为其产银之销路。故非但欧洲不用墨银，墨国亦已用金，并无收回自用之理。块银尙为一种货物，墨银欲再成块银，转多倾火耗之费，除吾国视为不法之制币外，直谓全球无所用之可也。
外国银行之用墨银，乃因我之用而用之，洋商捆载回国之物，从无墨银一片。其来与我为市，必用我承认之币，而我竟无国币，大宗货价，相率用块银，银行亦用块银；畸零日用，相率用墨银，银行亦用墨银。其用块银也，与金价为比例，所以归洋商金币之成本也，其用墨银也，以市面所流通，所以便当地钞票之行用也。
不但此也，洋商在各省通商，各以当地平色为市。以向来紊乱之平色，尙有主权使外人不能不用，岂有改铸划一之国币，转虑外人把持之理？
把持中国必用墨银，亦知墨西哥有何权力，能使各国为之把持，各国对于墨西哥负何等义务，而必为之把持数十年如一日乎？故谓外国必用墨银者，乃其不利国之有币，欲恫吓以保其常用块银之私利耳。
或以为商人利于辗转绕算，此大不然。商人竭其心力，仅能逆億货值之盈亏，幸而屡中，辄因币价之涨落，复遭意外之险。外国盛誇【夸】商学，又无币制之害，我以无学有害之商当之，国无制币，商之苦累至矣。
惟官中于用块银则有大利，凡纳之官者，每两作银元三、四、五、六元，作制钱三、四、五、六千不等，所输之于国者，银之市价；所征于民者，银之官价。无纪极之平余，不可思议之宦橐【因做官而得到的钱财】，皆得力于块银，而诬外国为必用墨银，又诬商人为乐于绕算，此真不白之冤矣。
地丁、钱粮、厘金、关税之必收国币，吾主权也；一切俸饷之必放国币，吾主权也。有此大周转，来路去路已活。其间民生日用，不期然而信向国币之心，坚于信向墨银之心，视信向之程度，自能抑墨银，使低于国币若干，亦是吾主权也。于是墨银之来路可绝，即尙未禁外国银行之钞票，亦皆必以吾国币为钞票之兑值，谓予不信，有如皎日。
此主权之复于本有者也。
乙：次当严定辅助货，必与国币相应。十角为一元，十铜元为一角，十制钱为一铜元，而亟停铸角银铜元之局，专铸一元之国币。此为国币取信用之始。
吾民自无币用银以来，而外国银元，而角银，而铜元，皆各自定价，甚至铜元铸成当十字样者，亦可作八九文不等。盖无丝毫币法之观念存乎其间。非民之违法也，官铸无艺，民间积而不流，不得不跌。
在官以分成搭放为利，而员役兵丁领款于官者，大受其损。商人因此受币价忽涨忽落之损，居民因此受物价骤低骤昂之损，终且国家受币无信用，丧失主权之损。幸而以地大物博之故，谋国者竭放弃主权，而主权之存于民生日用间者，暗中尙不为外人所操纵。
徒以官之窟穴所在，不惜厚诬市面，谓银行必用墨银，于是不知金融真消息者，相与附和而张皇之，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而国家且为窟穴之奸所挟制，永不望制币之流行，其尙可以为国乎？大臣公忠体国，奉为不忘主权，正本清源，在确定补助货限制，此主权之挽于将坠者也。
丙：再次推荐用银不能废两之说，其病根之所在，丁漕、厘课，天下皆知权自己操，惟关税与外国协约，计两估价，亦计两收税。吾改吾币，而洋关税则未能遽改，若因此而先与各国相商，是吾定国币而授权于外人，可耻孰甚。此徐菊帅之说之由来也。
不知税关所谓关平随地不同，各照本地平数酌加若干，各地之平有大有小，各地所加为关平之加数又有多有少，洋商何尝不厌苦之。今划一国币，精核定率，每元当关平几钱几分几厘，造表一幅，自忽起至一两止，皆有一定比例，发给各关，令收国币，洋商称便之不暇，与税则绝不相关。惟司关椎者窟穴骤破，豁然皆见天日，则诚有大不便于上下其手者矣。此主权之收于中饱者也。
丁：又必补助货与正币永无出入，而后养成国民用国币之观念，久之用金可，用银亦可，不过主用一种制币，观念无殊。有如用金，则银币退为补助，令行如流水之易。否则，多一种币多一种纠葛。任如何讲求学理，其如本位不定，民不知国币之性质何。欲改用金，此为基础，此主权之推及将来者也。
二、圜法问题。
古者先有度量衡法，告附会于黄钟之管，圜法后起，遂各为一事，其实皆便民也。银以两计，乃无圜法之时代。中国承数千年之文明，何尝无圜法，特止以铜钱为圜法。
近时物价，非国初之物价。雍正中，银价不过一千文，米价不过合银四钱，则合钱不过四百，考之雍正硃批谕旨，历有明文。故今日民间日用，断不能纯恃成串之钱，用贵金属以便轻简，正合银本位之程度。
古之用银，为国库之出纳，故有币无币非所计。今之用银，为民间之流转，万不能无鼓铸之正货，以挹注于其间。于时适有外国银元，来承吾乏，沿江沿海交通便利之地，翕然承用，亦饥渴易为饮食之理。
菊帅谓中国用银不能废两，商等窃所未喻。夫米谷何尝不可权其重量，自有量法而即量以见数，不复定须计重。银以两计，乃卖买地金银之算法，有圜法之国，必不如此。即如旧用铜钱，何尝问钱之重量。商等以计两用银之法，在所必废，他日权斤两以为银价，自是地金银之买卖，犹之向来铸钱而铜价自在，钱价亦自在，圜法之独立如此。
菊帅又谓，鄂铸一两银币不能通行，在全国无信用之效力，非新币之咎。夫有币而无信用，以言纸币，犹可说也，明明银币，而无信用，新币之咎熟大？于是既云无信用，又曰非其咎，二语相连，商等所百思不解者矣。
三、鄂铸银币问题。
此问题以其不获通行而推求所以然之故。商等以为，惟便故能通行，不能通行，即其不便。不便之所在，亦有三端，详列于次。
甲：对于补助货定位之不便。
国家虽铸银币，未尝不承用制钱，即私毁净尽，犹铸当十铜元，以留制钱之本值。当十铜元论铜价，未必十倍制钱，而民间自作十钱之用。正以一钱为用币之始，深人乎人人之心，一切货物之价，无不以此为起点，所谓生活程度者，此也。
溯墨银阑入之始，原未尝必合乎千钱之值，当时之承用，自以苦无贵金币之故，急欲得此以图轻简，至今日，则尤喜其值近千钱，每一厘与钱一文出入无几，虽有时低昂不等，然民间所属望，恒以定价千文为归宿。故市肆百物以银两为价者，不过大宗货物，折算不甚废时者，乃可用之，日用所需之物，无不以制钱或银元为值。
钱为银元之补助货，一文近一厘，一铜元近一分，得子母相权之道。若以一两为正币，则畸零难算，易起人厌苦之念。试观古时度量衡，皆不以十进，度法则为咫、为抉、为寻、为仞，量法则为豆、为区、为釜、为钟；衡法则六铢为锱，二十四铢为两，今皆循劣败之例，废置不用。里法亩法，几于自成一法，与度法不复相关。于是度量二法，止有丈、尺、寸、分、斗、升、合、勺等十进之位，衡法亦大概十进，惟十六两为斤，尙留古代遗传之性质。要之，由遗传而来，则尙相安于惯习，若今日创一不十进之数，强童孺皆多绕算之劳，决非酌剂社会之至计。
若夫欧洲币制不以十进者诚多，则正所谓遗传之习惯，吾东方之国，以穷变通久之旨，发愤革新，后必胜前，毋庸以欧洲之遗传为法。
日本行宽永钱，今其乡曲廛市，尙有画方孔钱形于牌号之上，肉好之间，书一本万利等字，以兆吉祥者。故日本之生活程度，以一文钱为起数，盖与我同。即其正货为一圆，虽改用金币之后，犹存一圆之虚位，以纸币代之，而与铜币相权。都市用币，以五厘为最小，然计算仍由一厘起算。鄕曲廛市，则竞承用宽永钱矣。夫日本自一再战胜，物价腾贵，有过于我，而用币之起点，尙沿铜钱一文之惯习。
吾今日改铸一两正货，若使重铸值银一厘之货，为补助货之起点，则骤加高其物价而人不安：仍以制钱一文为起点，则向来可以十进之货币，忽致畸零绕算之烦难，不无下乔入幽之憾。夫令积练之商贾，偶多绕算则可，令适市之童孺坐困于绕算，万万不可，国家之有圜法，为并便童孺计，非为专便积练之商贾计也。此铸一两银币之不可通行者一也。
乙：对于全顾平色之不便。
百物价值，其供日用者，既多因制钱银元而定之矣。即大宗货物定以银两，然各省各有平色，数之不下数十种。官中所用，大约出以漕平，入以库平，虽国尚有两歧之功令，且漕与漕不同，库与库又不同。今以计两用钱之故，即尽天下本计银两之货值，尙无一不应改其价目，或临时折算以就新币，是不计银两之货值，固为新币所扰，即计银两者，其被扰亦等，吾民何为而必受币扰乎？此铸一两银币之不可通行者二也。
丙：对于财政机关之不便。
通商以来，外国银行阑入内国。甲午、庚子两役之后，国家以巨款饵敌，汇出之款更多。各国不甘以汇兑之利专畀英商，于是无国不有银行设我商埠。墨银乃各国所视为块银而转输以供贸易者，浸灌既久，信用滋深，故各国银行纸币多以墨银为用，不合国之支放，以统一国币之能力，又不能以新币尽收墨银而禁不再来，民蓄墨银，有时而用纳租税，将严惩痛斥之乎？抑以为其情可原，其实用已具备，而姑受之乎？在官中尙不能绝墨银之迹，况民间有外国银行为尾闾，承用无所不便。急铸相等之币，民犹且以未习而轩轾之，乃复以前甲、乙两项之不便，加乎其际，孰肯舍其日用之便利，以仰官府任意之指挥乎？此铸一两银币之不可通行者三也。
以上数条，皆切于民生日用而言，人情趋便，如水就下，国家所当加意者，自理其财政机关而已。今日之事，便民即所以行法。冗渎为罪，有不能已。
《东方杂志》，卷5，期3；光精三十四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