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公元1899年7月8日《申报》：自三四年来，制钱缺乏，争、洋两价有减无增，民间受亏非浅，虽地方官严禁制钱出口，并出示谕，不准市侩居奇抑勒，钱价当严禁之时，非但不准运钱出口，即内地往来，亦必查察，此省之钱，不准运往他省，以致市面不能流通，不无因噎废食。现虽禁令稍宽，市面平静，而银洋之价仍不能加增。推原其故，因制钱实在缺乏，即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公元1899年7月8日《申报》：
自三四年来，制钱缺乏，争、洋两价有减无增，民间受亏非浅，虽地方官严禁制钱出口，并出示谕，不准市侩居奇抑勒，钱价当严禁之时，非但不准运钱出口，即内地往来，亦必查察，此省之钱，不准运往他省，以致市面不能流通，不无因噎废食。
现虽禁令稍宽，市面平静，而银洋之价仍不能加增。推原其故，因制钱实在缺乏，即各处开局鼓铸，而所出无多，无异车薪杯水。国库支绌，商民奇困，使不设法整顿，将来国库必更支绌，商民必更奇困。然则整顿之法，奈何曰亦不过禁出口、禁销毁、多鼓铸耳。
惟出口、销毁虽多方严禁，而究防不胜防，必使之出口销毁，无利可图，则不禁而自禁矣。何以使其无利可图也？曰，出口销毁无非钱价贱、铜价贵耳。若钱样收小，则铜价不敌，自无贩运、销毁之人矣。
本报于前昨两报纪总署章京刘子贞庆汾《请改圜法》谓，若改用外洋极精机器，仿咸丰当十钱成案，改为重一钱一枚者当五文，上印“五厘”二字， 重二钱一枚者当十文，上印“一分”二字，重四钱一枚者当二十文，上印“二分”二字。正面中镌“光绪通宝”，旁镌若干枚可换银圆一圆，背面镌所造局名、年月及五厘、一分、二分等字，两旁各镌龙纹，大致与银圆格式相仿，中仍方眼，不失旧制。其钱每月由户部制造，颁发各省；已有机器省分，亦宜一律制造，倘无机器之省，备齐成本，交付代铸，并云用当五、当十、当二十之钱核计每百斤可抵制钱80千之用，可以绝销毁之弊，制造精细可杜私铸之弊。
惟蒙意现在既兴小银圆，以济制钱之不足，则当五、当二十可以无须只须多制一文之钱及当十之钱，盖应用十文者，予以当十一枚足矣。应用百文者予以 银圆一角足矣，花纹自宜精细，然亦不可多，多则反不能精细。蒙意只大清通宝四字，背面只须年号、值钱若干，惟模范须划一，无论京中及大小、轻重、铜色、花纹，无或稍异，一俟新制者多，则将旧有制钱陆续重制，务使一国所用之钱只有一式，然后可期永久。即有伪制混入，易于辨别，则私铸自绝。
即如现在所制银圆，惟湖北最精，人皆乐用。同一官制，而台湾、安徽之小龙圆，非但须贴水，而竟有不肯收用者，非因模范不能一律之明证乎？
夫一国有一国之政令，政令一，则民易从；政令歧，则民易疑。而况铜币银币为民间日用必需之物，国家流通之宝，尤不能不划一也。
检阅此稿，爰率笔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