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公元1897年11月5日《申报》：金银铜三品之金，皆天地自然之菁英，以供生人之利用。古圣皇酌盈剂虚，俾之上下藉以裕国便民，诚万世之良法也。然考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云，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唐宪宗时，有禁采银坑之令，《杜佑通典》谓，梁初，交广之域有以金银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公元1897年11月5日《申报》：
金银铜三品之金，皆天地自然之菁英，以供生人之利用。古圣皇酌盈剂虚，俾之上下藉以裕国便民，诚万世之良法也。然考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云，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唐宪宗时，有禁采银坑之令，《杜佑通典》谓，梁初，交广之域有以金银为货，唐韩愈、元稹奏状均言，岭南以金银为货币，宋史《仁宗纪》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此皆以银当缗钱之始。然止行于一隅，未尝通行天下也。金史《食货志》载，兴定宝泉每贯当通货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
哀宗正大间，民间悉以银市易，此为上下用银之始。迨明洪武年间，复有民间不得以金银交易之令，然以不便于民，未久即废。
本朝承元明之制，凡国家诏糈民间课税，无不用银。道光年间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江海各埠，中外商民绮交鳞错，为古今一大变局。而中国巨商以资货与洋商交易，往往获利者少而亏本者多。推原其故，以泰西各国皆用金镑，惟中国独用银。金银折算，所亏实多，日本知其然也，于是毅然决然通行金镑。上月廿五日，本报录循环报纪《新制金钱》一则云【内容略，请参考前文摘录】。
夫日本之欲改用金镑，甚处心积虑，已非一日。至其所以用金之意，盖有二焉。一、因自前岁与中国和议成后，赔款偿地，所得实多，于是趾高气昂，俨然欲与泰西诸大国并驾齐驱，以遂其夸耀富强之意；一因日本欲向西国借款，以开国中利源，并用西人赀本藉兴各种工艺。而西人赀本用之东方，颇裹足不前。缘向来有银价贱跌之患，惟行之用金之国，或犹愿为日人之意。盖欲订借金款，仍以金还西国，不致为难，本国亦不致受损。有此两端，故虽用金之后，窒碍繁多亦悍然不顾也。
夫中国自古以三品之金，因时制宜，互相调剂。唐宋以前，恃铜为流通；元明以后，恃银为运用。至今日而地球五大洲无不用金，中国而欲仍其旧制，则事皆受亏，欲步其后尘，又力有不逮。盖中国在汉时黄金甚多，赐予臣下，动以千计。自后或修佛像，或涂首饰，或制金箔，种种消耗不一而足。然考《明会典》所载，洪武八年，每赤金一两当银四两，十八年当银五两；万历中涨至七八两，崇祯中涨至十两。本朝发逆未乱以前，诸长者言，每赤金一两尚不过银二十两左右，至今日而不啻倍焉。
夫泰西各国之金，如此充盈，中国之金，如此短缺，若不急思开采，恐日复一日，数年之后，中国商务有不可问者。夫“货恶其弃于地”，前人早已言之。今中国二十一省中产金之矿谅必不少。前者，漠河金矿开办以来，获利甚厚。苟得柄国诸公力求赈刷，聘请矿师，精研矿学，购机器，集股本，兴自然之美利，以裕国而便民。数十年后，国用既饶，转资邻敌，将逐年溢出于外洋者，未始不可收回。然后自铸金镑，通行五洲，而谓中国大地之精华必不敌日本一岛国也，其谁信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