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公元1897年4月19日《申报》：今之制钱，曷为【为何】而竞稀少也，曰为铜贵而私毁者多也。私毁曷为而多，曰，一则毁以改铸器物，一则毁以改铸私钱，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故奸民不惮于犯王章，群聚而作此罔利营私之事也。然则，私毁之利究若何，曰，闻之市中人矣，目下铜价每斤贵至钱160-170文，以每千重7-8斤之制钱镕毁为铜，可售钱1000数百文，若以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公元1897年4月19日《申报》：
今之制钱，曷为【为何】而竞稀少也，曰为铜贵而私毁者多也。私毁曷为而多，曰，一则毁以改铸器物，一则毁以改铸私钱，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故奸民不惮于犯王章，群聚而作此罔利营私之事也。然则，私毁之利究若何，曰，闻之市中人矣，目下铜价每斤贵至钱160-170文，以每千重7-8斤之制钱镕毁为铜，可售钱1000数百文，若以改铸私钱，则一文可铸成四五文或六七文，出售与人，每千可得洋银4 角之谱。天下获利之事，无有过于此者。彼奸民薰心重利，岂尚顾及性命身家乎？
官吏知其然也，亟思所以挽救之，于是粤省则设机器以铸钱，江浙省会及金陵、上海等处更次第开炉鼓铸，以免钱市竭蹶之虞，裕国利民，诚可谓苦心孤诣矣。
铜之价值既贵，则采以鼓铸，未免亏折良多，当兹帑藏支绌之秋，其事恐难持久，且一经行用，奸民私毁随之，虽有邓氏铜山安在，其能取之无穷、用之不竭乎？迩闻某侍御封章入奏，请饬下民间禁用铜器，俾得铜价渐平。在胸无典籍者谓，铜器为民间日用所不可缺，此令一下，民间必托以为奇，殊不知，自古已有行之者，考之《旧唐书》、《食货志》，志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丰富、充足】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 则不如漆，禁之无益，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
又，《文宗本纪》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又《元宗本纪》，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已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本纪》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本纪》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及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宪宗本纪》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是铜器之禁，在唐时已彰明较著，侍御诗书有得，始敢陈诸丹陛，藉以补救时艰。夫岂率尔操觚【形容文思敏捷，能够迅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等于世之自我作古【由自己创造，不沿袭前人或旧例】者哉？
铜禁亦不只唐代为然，尝读南史宋孝武帝孝达三年，禁入车及酒肆器用铜，晋高祖天福三年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轮者【指普通平民百姓】罪之，诚以铜价之贵，由于用铜器者之多。今苟将铜器禁除，彼铜即不适于用，有不逐渐贬价而铸钱不致亏折者耶？
虽然僕【我，自己的谦称】则以为，与其悬厉禁以平铜价，何若将制钱变更之为愈也。自五十余年前香港改隶英国后，英人于鼓铸银钱之外，复笵铜以为钱。其质小而精，每文仅重三分，而肉好光莹，无一毫畸窳之处。小则私毁者必致耗蚀，而奸民无所觊觎于其间。精则非机器不为功，而私铸不禁而自绝。
今中国顺治、康熙、雍正朝，钱制每文重一钱二分，降是而亦重一钱，虽其中不无搀杂砂铅，而取而镕之，依然有利。况铸以炉火铜工，皆可为之，因之私铸之风日炽一日，曷若仿行香港成法，铸为精而且小之钱，庶各省奸民永绝私毁私铸之弊，而需铜既少，即不必如某侍御之请禁铜器，而铜自不患其不敷乎？
或曰，市井谣传佥谓，东西各国商人装运制钱出国，将其中所杂金银提出，依然镕炼为铜，以致铜日少而价日昂，钱市几每下愈况，其说果信而有征【证】乎？笔人则止容以对曰，恶有是哉【哪里有这样的事】？夫东洋固产铜之国，频年之运铜入中国者，舳船几衔尾于途。泰西亦不乏精铜，何致私购中国之钱运之？而往况各国无有以铜钱贸易者，如曰改铸器物，则钱中既有砂搀杂，镕之必斤两减缩，且质亦不甚精良。如曰提出金银，则稍知化学源流者谓必无此事，即各关司权者亦岂皆耳无闻而目无见？何致任若辈尽情捆载、漫无所知？
为此说者，大抵即私毁私铸之奸民，欲掩盖己之罪名，故巧为说辞，以冀诿之于各国也。无稽谰语【指没有根据的话】，贻笑方家，奈何大吏竟形诸奏稿之中，而文人亦深信不疑，采入作耶？因见本报登《炉火纯青》一则，历纪江海关道刘康侯观察就江南制造局鼓铸制钱事而纵言及之，草朝小民，妄谈时政，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