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元1872年6月3日《申报》：今天下上自朝廷，焉及闾里，王侯将相，士农工商，以致鳏寡孤独，僧道尼巫，医卜星相，倡优隶卒各色人等，衣食养赡之赀，买卖贸易之事，无一朝一夕、一人一物不取给于金银钱洋，较之布帛菽粟尤甚，直与水火土谷相同。三代以上【指夏、商、周三代】，虽有金银，未闻有用之者，而所用者，反在贝币，或曰龟贝，或曰金贝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公元1872年6月3日《申报》：
今天下上自朝廷，焉及闾里，王侯将相，士农工商，以致鳏寡孤独，僧道尼巫，医卜星相，倡优隶卒各色人等，衣食养赡之赀，买卖贸易之事，无一朝一夕、一人一物不取给于金银钱洋，较之布帛菽粟尤甚，直与水火土谷相同。
三代以上【指夏、商、周三代】，虽有金银，未闻有用之者，而所用者，反在贝币，或曰龟贝，或曰金贝，或曰皮币。至太公泉刀之制，始用铜铸之法，当是时所谓贡赋者，不过谷米方物而已，尚无银钱纳税之事也。所谓“懋迁有无化居”【出自《尚书·益稷》，有不同的意思理解，笔者认为应是“劝勉人们通过互相贸易而改变各自的生活状态”之意为妥】者，想系以货易货而已，亦非金银钱洋贩运之事也。惟金之为用最古，舜时，即有金作赎刑【用金钱赎所受刑的全部或一部分】之典，周穆时之“罚百锾”【锾，一说重量单位，六两或六两半，一说为钱币】，孟子时之“馈百镒”【孟子相关典故。以前在齐国时，齐王馈赠孟子一百镒，孟子不要。后来在宋国、薛国，君主分别送孟子七十、五十镒，孟子接受了。不同时期、不同关系，能否收受馈赠也不同】者，皆黄金也。汉兴之赐金、罚金，亦皆黄金也。厥后，始有五铢钱之铸，外圆内方，实开后代铸钱之格式。魏晋、六朝，似乎均用五铢，至唐时，初始有开通元宝之钱，世误为唐元宗时铸，非也。
宋以后，即用各帝年号以志所铸之钱矣。然汉时，民之所以奉上者，以及百官俸禄，似皆用米，故有万担、二千担、六百担之称，而民间所用，似皆五铢之钱。至唐，又有俸钱之说，而钱法始畅行矣。是黄金之用，始于唐虞；币贝之用，盛于成周；铜钱之用，始于两汉，盛于李唐。至于白银之用，亦不知始于何代。李唐时，已有银币之说；五代时，又有所谓铁胎银者；至宋时大用之，方与铜钱并行。至交子、会子之制，实为楮币【指纸币】之始，而元明之宝钞因之，然而旋兴旋废，终不如黄金、白银、铜钱之能久用也。
我朝万国来庭，重洋献贵，又有西洋所铸之银钱流入中国，而中国东南诸省皆用之，名曰“洋钱”，较之黄金、白银、铜钱而更流行焉。夫天下通用之货宝，莫贵于黄金，亦莫便于黄金，白银次之，铜钱为下，盖黄金一两，可抵白银十数两，抵铜钱几至30千文，其价值为至贵，其取携为至便，然不能流行通用者，盖用大锭，则价值太贵，积滞难销；小件虽取携甚便，细碎易失，且恐成色不佳，真赝难辨，不如东洋现铸之金小洋钱之为合用也。
咸丰年间，有英人购得制造洋钱之机器，运至香港，本拟制造黄金洋钱，因聚金不多，改造大小银洋。现东洋因购新、旧金山之地，获金甚多，遂将此项机器购往其国，制造金小洋钱，每圆重不过二钱，抵白银大号洋钱5圆，金小洋钱百圆可抵银大洋钱500圆，抵铜钱六七百千文，而为质之重，不过一觔【斤】余两，其收藏于行寮之中，为物无几，即令带至万圆，其重不过一百余觔，而为用已抵7万串钱之多，其便何有便于此者，其贵何有贵于此者，其合用何有合用于此者？
中国富户所藏之金，谅亦不少，若能尽出所有，少加铸费，尽铸为此种洋钱，则合用岂不更善于金条、金锭、金叶乎？现在，中国所有各项黄金，若欲应用，必须戥【一种小秤】平看估，而分量之轻重，成色之高低，每至争竞，如能制作此种洋钱，则分量、成色尽归一律，用时，只须辨其真赝，其他均可无虑。既得合用之宝，又无争竞之虞，且可免富居奇之弊，独擅收藏之端，上则朝廷之贡赋，用之献纳；下则闾里之日用，用之交易，岂不使黄金之流行通用与布帛菽粟同功，水火土谷同足耶？又何至国家有贫乏之叹，银钱有短绌之时？
与愿有心世事者，讲劝而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