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末年，因有庚子之役，我国须扭负巨额之赔款，按期偿还，而举办各种善后，又经屡借外债，亦须按照定约，分期归还，加以改练新军，不敷之款，乃按各省之肥瘠，分别摊派，各省既须负此协款，筹之甚难。适其时又以制钱缺乏，须为救济，遂首由广东奏请设立铜元局，月出之数，出百余万串至二百万串不等。至光绪二十六年，湖北江宁各省，亦先后为铜元局之奏设，亦月出百
前清末年，因有庚子之役，我国须扭负巨额之赔款，按期偿还，而举办各种善后，又经屡借外债，亦须按照定约，分期归还，加以改练新军，不敷之款，乃按各省之肥瘠，分别摊派，各省既须负此协款，筹之甚难。适其时又以制钱缺乏，须为救济，遂首由广东奏请设立铜元局，月出之数，出百余万串至二百万串不等。至光绪二十六年，湖北江宁各省，亦先后为铜元局之奏设，亦月出百余万串至二百万串不等，于是各省所出钢元，乃先后流通于湘省，盖亦在光绪二十六七年之间也。
吾湘于上项协款，每年应解二百三十八万余两之多，无可筹维，遂亦于光绪二十八年由巡抚俞廉三，奏请设立湖南铜元局，就长沙南门外建筑厂屋，于是年秋冬之间，开工鼓铸，此为湖南有铜元局之始。至光绪三十一年制造铜元者已有十六局之多…:…户部乃限定各省铸额，吾省每日所造，不得过三十万串，湘省以余利无儿，不久即行停铸。入民国后，复事鼓铸，终以铜元充斥，不人复停。此后时而复开，时又停止，不知其各历若干次。惟自清末有双铜元之铸造，故入民国后所造者，太多为双铜元，民国十一二年复开，日铸六万串，则双铜元为多数。盖其时湘省财政奇绌，恃此戋戋余利，供各公署之日用，双铜元之余利较优于单铜元也。时铜元价之低较前益甚，百物腾贵，民不聊生，湘绅屡请停止，未得当道之见诺，遂请由北政府转饬税务司，严禁铸造铜元机件铜料入湖南省境，为釜底抽薪之谋，而当道者以失此余利，遂不惜收买废铜，供铸造之用，由是吾国圆法史上，开一“黄铜元”之新纪元，又以原料收集不多，复减轻分量，而湘省之轻质铜元又著称于一对，鄂赣各省均严行拒绝，湘省铜元既不能出口，而省内小民，又因此几至生机断绝，群相怨恨，且价格愈落，政府无力可维持之，无余利可言，徒使金融日趋系乱，遂停止焉。此后以铜元过多，价格日贱，遂至今无议为铜元之鼓铸者。
……第流通之铜元,不仅正式币厂铸造,而私铸及由日本方面流入者亦不在少数，故仅就造币厂铸数统计,亦仅流通数之一部。近来前清铸造之铜元大部分已被销毁，流通者多系轻质铜元，西北各省及西南各省长江上游且盛行当五十当百文之铜元，“十文”之铜元亦少见矣。至铜元兑价大约当十铜元每三百枚换大洋一元，当二十铜元每二百枚换大洋一元。
(引自民国二十二年《湖南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