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预备仿行宪政1901年至1905年的“新政”未能给清朝统治带来暂时的 稳定。日俄战争后，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普遍认为，日本能够战胜俄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了立宪制度。从而，他们更加卖力地鼓吹立宪，并以积极运动政府有关当道。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以洋务官僚和驻外公使为主的一些人，也就此提出了“立宪”的要求和建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激
清政府预备仿行宪政
1901年至1905年的“新政”未能给清朝统治带来暂时的 稳定。日俄战争后，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普遍认为，日本能够战胜俄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了立宪制度。从而，他们更加卖力地鼓吹立宪，并以积极运动政府有关当道。而在统治集团内部，以洋务官僚和驻外公使为主的一些人，也就此提出了“立宪”的要求和建议。此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激荡不已，群众自发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清政府感到越来越难以驾驭局势，于是以“预备立宪”来对付立宪舆论和革命浪潮。
1905年，清政府宣布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 政治”，以作“立宪”准备。五大臣于年底成行，分赴日本和欧美国家，次年夏秋之交先后归国，载泽、端方等多次被召见。他们向西太后力陈实行立宪有巩固皇位、减轻外患、消 弭内乱三大好处。还献策说，立宪究竟何时实行，怎样实行， 可从容计议；只要先定下立宪的“国是”，就能够安抚立宪派， 稳定大局。若继续狐疑，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失望，甚至 “激成异端邪说，紊乱法纪”。经过亲贵重臣的一番争论，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正式颁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
在这道上谕中，清政府承认，“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而中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所以 “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它宣布预 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 “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首要任务是改 革官制，厘订法律，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俟数年后规 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在此期间，天 下臣民要 “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尊崇秩序，保守平和以预储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这道上谕，确立了实行立宪的基本国策，清政府由此进入预备立宪时期，即宪政改革时期。但上谕所定原则，说明执政者对政权的开放极为有限。
清廷在上谕中所列要办的诸事项中，最关紧要的还在于强化国家机器，加强中央集权。因此，就在颁布 “仿行宪 政”上谕的次日，清廷便立即着手进行官制改革。11月6日，首先颁定中央官制。次年7月，又变更地方官制。但是官制改革徒有其表，无非是将几个旧衙门换以新名，再添设一、二 新机构做些点缀。结果非但未能达到强化清朝统治的目的，反而使原本追随其统治的汉族官僚产生离心倾向，造成满清王朝的益加孤立。
官制改革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一面借报章大发议论，批评清政府的拖延不动，同时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早开国会。清政府试图把立宪派的呼声压下去，拿梁启超组织的立宪团体政闻社开刀，下令查禁。同时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于1907年宣布筹备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各省设立谘议局。并再派达寿等三人分赴德、英、日三国考察宪政。又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同时着手制定宪法。1908年8月 27日，清廷颁布 《钦定宪法大纲》，确定自是年起至1916年共9年为预备立宪时期，这与先前不确定预备期限相比，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宪法大纲》基本上抄自日本宪法的第一章。从表面看，它许给了臣民某些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财产及居住不容侵犯；还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组织形式。它 的“君上大权”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召集和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总揽司法、统帅军队、宣战媾和等种种大权。但对君主权力作了一些限制，首先要受宪法的制约；其次受议院、政府和法院的制约。当然限制还是十分微弱的。尽管如此，《宪法大纲》不能不说是对专制时代无上无限君权的否定，已经具备了以宪法和法律限制君权的君主立宪制度最 基本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原则，具有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性质。
同日，清政府还颁布了《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定了预备立宪的9年期间每年要做的事情，及每项事情负责筹办的单位，并开列了进展速度。如果逐年加以计算， 《清单》中所列应办事项共有92条之多。表面上看似乎是很认真的，实际上有些事情不分轻重缓急，有的缺乏可行性。
《宪法大纲》公布后三个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帝位，其父载沣摄政。载沣再三表示要坚 定不移地筹备立宪，另一方面又极力加强集权。他企望的立宪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低档次的立宪，同立宪派的要求有很大差距。上任后，载沣采取一系列集权措施，他首先罢黜袁世凯，随后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代理陆海军大元帅，派其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咨大臣，将军权集中于皇族手中。对政府各部主官也加大皇族比重，使皇室贵胄在中央占了压倒优势。这种做法扩大了朝廷与立宪派的鸿沟。
1909年1月18日，清廷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次年2月3日，再颁布《京 师地方自治章程》及其选举章程。2月6日又颁布《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这之前，朝廷只准试办地方自治，现在已把地方自治作为一种固定制 度在全国确定下来，这是筹备立宪的又一有力措施。从此，封建官吏和土豪劣绅垄断地方政权的局面为之打破，封建的地方和基层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但在实际筹办自治过程中，各地步调并不一致，而且一些地方官办理不善，勾结劣绅苛 敛，引起了一些地方暴动或骚乱。
1909-1910年各省谘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也先后开设。各省谘议局同在1909年成立，基本上为立宪派所控制。依规定，谘议局有权议决本省行政兴革、预决算、税法、所负义务等 事。但所议事项，须经督抚同意方可生效，也就是只能建言以备采纳，并无监督和牵制督抚之权。尽管如此，谘议局议 员由选举产生的方式，立宪派取得议论政治的合法地位，对封建专制毕竟是一种突破。而且，立宪派利用这一机构，敦促清政府加快立宪，并发起收回路、矿利权的爱国运动，以及缘此而逐步形成的有组织的政治势力，都大不利于清朝统 治。
资政院于1910年10月正式成立，由贝子薄伦、侍郎沈家本分任正、副总裁，共设200个议席。议员半为钦定，半由各省谘议局推选。资政院职权有议定国家预决算、税法、制定和修改法律、弹劾大臣等，貌似资产阶级议会。但同谘议局一样，其议决事项仍须请旨定夺。即使规定的权力，在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集团压制下也多难施行。不过，因为立宪派占有半数席位，正、副总裁又不太守旧，资政院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如开议后不时同清廷抗争，支持和发动国会请愿， 都给清政府造成被动。
各省谘议局成立后，再次开展上书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从1910年1月到10月，各省谘议局代表齐集北京，接连发动了3次大请愿。各省督抚也纷纷催请，清政府被迫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并立即设立责任内阁。1911年 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取消旧内阁和军机处。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下设10个部，各部官员不再称尚书、侍郎，概用大臣称号。阁员共计13名，汉族仅得4席，满族多至9人，其中又有7人属于皇室，因此被称为 “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充分暴露了清政府集权的用心，及至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的立宪方案宣告破产。它迫不得已颁布 《十九信条》，采取虚君共和的政体形式，取消了君主一切实际权力，不但无人肯信，而且为时已晚。它彻底成为了举国喊打的孤家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