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武汉国民政府宣布“集中现金”武汉的经济情形，既因工潮和反帝运动的扩大而不能恢复常态，长江下游又受战时波及，致武汉的出入口贸易，感受影响，各种税收，一时俱无增加之望。而军事范围扩大，军费支出，膨胀不已，政府应付非常开支的办法，惟继续运用其纸币政策，以为救急的手段。中央银行成立后，即成为政府筹款的外库，中央银行资本，既只有3167925元，而开创伊
(1)武汉国民政府宣布“集中现金”
武汉的经济情形，既因工潮和反帝运动的扩大而不能恢复常态，长江下游又受战时波及，致武汉的出入口贸易，感受影响，各种税收，一时俱无增加之望。而军事范围扩大，军费支出，膨胀不已，政府应付非常开支的办法，惟继续运用其纸币政策，以为救急的手段。中央银行成立后，即成为政府筹款的外库，中央银行资本，既只有3167925元，而开创伊始，少有存放款业务，事实上唯有增发钞票，以应付政府的军事开支。
四月，武汉政府一面与宁方破裂，一面实行二次北伐。大军出发河南，军费支出更多。中央银行纸币，旋即告罄。政府乃向汉口中交两行垫借未发钞票，交中央银行发出。政府出此非常手段、信用已非所顾，商民对政府的信心，已全失坠。资金逃避，申汇腾涨，风潮已呈不能制止。四月十七日，政府乃召集各业会议，组织战时经济委员会，宣布集中现金政策，即日颁布现金集中命令，其要点如下：
1.凡定纳国税，流通市面，均以中央银行所发汉口通用纸币及中国交通两行所发之汉口通用钞票为限。
2.凡持有现金或其他商业银行纸币者，得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及各邮局随时兑换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纸币。
3.凡收付银两均用纸币，每元法定七钱一分，不得自由增减。
4.非经财政部特许，绝对禁止现洋现银出口。
上述办法颁布后，各商业银行钱庄、银号现银均被派员封存，外商银行则被派兵监视，以防现银私运。
(引自余捷琼文章：“民国十六年武汉集中现金风潮”载《社会科学杂志》第七卷第四期，1936年。)
(2)、(3)略
(4)集中现金令下后，武汉市面，立起重大变动。......其一，铜元缺乏，价格飞涨。武汉铜元向来增铸甚滥，集中现金前市价日落，四月十六日，每天约换铜币3.6串文。十七日下令集中现金，十八日缩为3.2串文，二十日以后又缩至2.7串文者，且多被藏匿，市面几至绝迹。此对于交易的影响殊大。武汉原为用钱城市，铜元为市面重要的支付手段，自官票不能流通后，全由铜元代替，地位更为重要，铜元既被藏匿，支付手段大感缺乏，小额交易为日常生活所必须者，尤受影响。一般商人既不愿接受钞票，于是将货物暗中收藏，以现铜元买货则欢迎，以钞票购货即推委。暗盘交易由是繁兴；其二，货物缺乏；其三，申汇不通。外国银行既全部停业，内国银行又因上海方面宣布与汉暂停往来，无形封锁，邮局也于十九日起停止开发汇票，至此武汉在经济上遂全处于禁镭状态。
(5)七月十三日中央日报载：“钱业中人，见现金集中，即已减少一部分之兑换利益，乃(转向)票换铜元，铜元换票之中，如是折扣加一倍矣。加之大商家吸收铜元，小商家贩卖居奇，铜元似有供不应求之势，钱商见有机可乘，遂从中渔利，以致与现金同等地位之钞票，均由三串六七百之价值，一跌体为三串一二百，再跌而至二串七八至二串五六百”。
“至纯铜元交易之糕困铺包子铺等，多自夥设钱摊，将所卖铜元用二串三四百之价，兑戒库券，再用以购买面粉或糯米。如有顾客，无论用库券或钞票，概不找另。所以此类铺户，皆大发财源。再如屠业方面，如果用钞票或库劵，每斤半元不还价；如系铜元，每斤价仅一串三百文。”
又七月十八日中央日报载：
“铜元缺乏，一般嗜利小商(如兑换钱摊及擢摸兑换等人)想方设法吸收铜元，美其名日”汇集铜元，到乡下办货，”其实则以逐日所收转售外商。外商如怡和方面，亦借口应付码头工人力钱，所以才收铜元。现在更妙想天开，逐日另有三五成众，袖藏中央钞票，于清晨在武圣庙，大码头，集稼咀，回官殿各要冲，当街拦路，吸收一般小菜贩铜元，廿五日行市，每洋一元，换铜元二串六百四十，转售外商，每元换铜元二串四百，即每元可从中获利二百四十文云。
(引自葛之基文章“武汉金融变动之原因与救济”载《中央日报》副刊第一二七期一一五九期，1927年7—9月)
(6)“……再铜元一项，趸买极难，中钞每元可兑二串六百余文，券洋则仅二串一百余文，受者尚不多见。钱业公会近又有叫盘之事，不过正式钱商尚未参加，完全为钱摊与提包者，每日举行时间，在上午九时至十时。对于铜元，正式钱庄仅以二钱一分九买进，彼辈竟抬高以三钱一串买进......。”
(引自《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报导)
